【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云归】

　　《人民的名义》热播两周，呼声最高的当属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不与商人做交易，我乃京州李书记”，端的是斩钉截铁，大快人心。迷妹们的萌点也百花齐放，有的喜欢看达康书记怼人，有的四处打听达康书记的大欧双打哪儿割的，还有的痛惜于达康书记铁汉柔情错付了欧阳菁，我要苹果你却给了香蕉，真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李达康惹人爱，是因为他几乎达到了我们心目中官僚的理想状态：能干事、能担责、不腐败。达康书记号称GDP小达人，重视地区经济发展，希望人民能够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能干事；认为大风厂该拆的时候，严令一周时间，说拆就拆；“一一六”事件当夜，怕再生变故，守着大风厂生生站了一夜，说不拆就不拆。令行禁止，办事为先，照我说的做，出错我担着，这是能担责；妻子纳贿，大公无私，这是不腐败。

　　中国的老百姓，要的无非也就是这几条。官员能干事，就能让自己的日子能过得越来越好；官员能担责，自己的问题就能及时得到解决；官员不腐败，办事成本就低，效率就高，不公平的事情就少。有钱花，有人管，能办事，生活就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

　　腐败最大的危害，不在于办事效率或官场风气，而在于它破坏了群众对政府的合理期待与信任。立法过程中讲究的“预测可能性”，在政治生活中同样适用：我们在办事的过程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知自己的行为带来的结果，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办什么事情，怎么办事情，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而腐败无疑阻断了这个合理的预期——本来一次就应该办好的事情，非要两次三次；正规渠道依照法律可以解决的事情，偏偏解决不了。预测可能性与政府公信力密不可分，因为群众办事的合理预期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承诺。一旦这种预测可能性被破坏，政府公信力就要随之受损。政府官员说出的话没人倾听，没人相信，其实意味着整个政府形象的崩溃。

　　因此陈岩石才会在“一一六”当夜拼命护厂，反复地向李达康强调，政府已经承诺了不拆厂，就绝不能失信于民。这就是因为群众的信任就像傲娇男士的表白，往往只有一次机会。错过了这一次，就是灾难性的后果，再也无法挽回了。

　　而祁同伟当夜究竟出了个多么馊的馊主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达康的惹人爱，还在于他满足了我们对官员“亲近感”的某种期待。李书记脾气大，肯办事，后院失火不省心，奸臣窃命他背锅，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感，让人觉得真实可亲，就像楼下小吃部经常遇见的某个老熟人，心情不好了跟你喝上几杯，烈酒入喉，龇牙咧嘴间，满满的都是生活的真滋味。

　　对大多数人而言，拉近彼此感情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一起受苦。所以观众爱看李书记：原来书记也糟心，书记也急躁，书记的夫妻感情也不好！于是忍不住感叹：“达康书记真是不容易啊！”而这样的想法一萌生，观众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共情，有了亲近之感。

　　李达康招人爱，还因为他身上有“人性”。中国的官僚，向来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办事四平八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但李达康就是有脾气、有性格，办事也是风格果决，天塌下来有我顶着，“走的是人间的道，扛的是顶风的旗”。这与似笑非笑，看不清镜片下的眼神的高育良书记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剧里有一个细节，开会之前，李达康忍不住问高育良：

　　“育良书记，你和政法委是不是给检察院下了指示？”

　　高育良和颜悦色道：“检察院有自己的工作体系，他们依法行使自己的检察权，我跟省委，怎么能随便干涉呢？”

　　李达康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有悖于官僚话术的。“程序正义”是官场办事的根本，任何人都要依法合规办事，这应当是官场最基本的共识。李达康贸然提出一个违反规则的问题，就注定了他不可能获得任何他想要的回答。而高育良显然精于此道，拉出“依法办事”和“程序正义”两面挡箭牌，果然气得李达康当场又差点发飙，脸红脖子粗地问高育良：“我激动了吗？！”

　　所以李达康最迷人的矛盾点，在于他以官僚之身行反官场语言之事，让苦于圆滑政治语言的观众大感畅快。他以“人”的脾气、性格、想法、愿望，对抗着以“程序正义”和“政治正确”为运行机制的冷冰冰的官场现状。这是一种人性的觉醒，在应对官僚主义这一方面，达康书记让我们看到了“完全屈从”与“完全反抗”之外的第三种可能：以党性、以热望、以坚持，唤回这台庞大机器上每一个螺丝钉的灵魂，让僵化的体制恢复血肉之躯，焕发新的生机。

　　官员只有先把自己当做人，才能把群众当做人；不是平民，不是臣民，不是庶民，而是人民。只有人文主义能够真正推进“去官僚化”。我们要剥开官员的政治面具，就需要适当放弃不合常理的道德要求，甚至宽容他们在锐意进取的过程中可能犯下的错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官员群体，才能使中国重拾建国之初的巨大生命力与创造力。而李达康书记，也许就是这条路上的第一位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