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彭玮 发自北京 实习生 周梦竹

钱颖一最常见的两种状态，是不苟言笑和开怀大笑。

　　这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素来低调，几乎是躲着或挡着媒体的采访。坐镇学院十年，他做的唯一高调的事情就是促动了清华最热门学院的教育改革。

　　钱颖一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1981年，他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提前毕业，其后的25年在美国深造和执教经济学，期间从未中断与国内的联系，事实上，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参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等2006年到清华大学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他就毫不含糊地开始了教育改革——从那时至今，他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所或研究院，他把所有精力用在了办学上。

　　钱颖一。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2016年12月4日，钱颖一带着父母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57号的北京金茂万丽大酒店，领取首次颁发的中国经济学奖。他的获奖理由是“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这是他在回国担任院长之前所做的经济学研究。

　　领奖当天，他的母亲发现，儿子领奖的酒店地点恰巧是自己早年办公的地方。而在离酒店不远的地方，就是钱颖一曾就读过的幼儿园、小学。

　　他至今还清晰记得幼升小的考题是，一口井八米深，一头牛一次可以跳两米高，跳几次可以跳出来。标准答案当然是永远跳不出来。“我答四次跳出来，也被录取了。”钱颖一说着，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

　　多年后，当他面对教育改革中的瓶颈，又表现出“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他说：“我虽然拱不动大的改变，但我在学院这个层面，尽量往前推动一点”。

　　所有学位项目逐一改革

　　钱颖一不动声色地推动教育改革，也在众生喧哗中安静地出版了一套近90万字的《大学的改革》（两卷，分为大学篇和学院篇）。

　　2012年1月4日，历时五年时间，清华经管学院完成了学院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向学校系统汇报。当年6月，学院收到了学校高度肯定和予以支持的回复。他将回函原文附在他的新书里，记录自己与时间赛跑的路径。紧接着，清华大学启动了全校范围内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直到2015年底完成。

　　在制度改革之外，钱颖一还逐一进行了学院所有学位项目的改革，每年都有侧重点。“2008年是MBA改革，2009年是本科教育改革，2010年是博士项目改革，2011年是硕士项目改革，2012年是EMBA项目改革……我关注到哪个项目，哪个办公室就忙成一锅粥。”

　　“目前我们学院在读的学位项目学生共有6464人（数据不包含非学位的高管教育学员）。单本科一个年级，第一学位200多人，第二学位600人，加起来就是每年800多人，占全清华一个年级本科生的四分之一。研究生（包括博士、硕士、MBA、EMBA等）的数量就更大了。我们的体量这么大，但我们学院的预算占全清华是很少的，学院也只有100多名教师和200多名职员。”钱颖一说。

　　清华大学在2009年春季学期，将经济管理学院确定为全校本科教育改革的试点学院，这是他与主管副校长长谈后争取来的。而本科教育改革也是他花精力和时间最多的一个教学项目，比如他会亲自给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他也极力促成学院在清华大学中率先尝试本科生的通识教育。

　　为此，他“想方设法”圈来了一批大咖教师为本科生授课。

　　彭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就是被钱颖一“生拉硬拽”来讲“西方文明”这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钱老师在我的办公室整整泡了两个多小时。”

　　上述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还包括“中国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心理学概论”、“中国与世界”、“物理学导论”、“生命科学导论”等。

　　第一次给经管学院的学生上大课，外面瓢泼大雨，彭刚讲完看了下表，12点15分。钱颖一来教室看他，手里拿着的伞还不住滴水：“今天在城里开会，不过你第一次上课，我特地来看看”。回忆起当时情境，彭刚如今仍是感动。

　　今年，他又陆续请来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美国创业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等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人物来学院开课。

　　“我没法说服学生不焦虑”

　　钱颖一与毕业生合影。视觉中国 资料

　　钱颖一会强调自己不是偏执狂，只是有时有点强迫症。

　　《大学的改革》的策划编辑吴素萍说：“他对学生宠爱有加，在学生面前总是满面春风，但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尤其是跟学生相关的工作严苛只能用挑剔来形容。”

　　新书封面，钱颖一坚持己见，最终挑选了学生在校园里行走和在课堂上学习的照片，尽管这些照片显得有些“不完美”：“放大看行走的学生有人拿着包子，课堂里还有人在抠鼻。”

　　他特意要求把自己从课堂里的那张照片中裁掉——在他看来，大学的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学为学生”。

　　有一次彭刚在校园里遇见钱颖一，后者刚刚从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等高中听课回来。钱颖一说：“我就想知道现在进到我们学院的学生，在中学时都学了些什么。”

　　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多对他的真诚、亲近印象深刻。很多学生找他聊天，他也乐于跟学生在一起。

　　2014级经济与金融专业学生刘梦非回忆，钱颖一会和他们聊天交流学习心得，常把他看的比较好的文章推荐给学生。

　　刘梦非念英语第二学位，钱颖一甚至会和她讨论英语的遣词造句和写作结构。“当时（苹果公司CEO）库克写了一封出柜信，钱老师说这封信写得很有趣，就打印出来，跟我分析用词和段落。”

　　钱颖一会感慨经管学院常被诟病有“功利”的风气：“报考经管专业，确实其中有不少是因为学生或学生父母的功利心”。

　　有学生向他吐露焦虑，现在大三，转专业还来得及吗？也有学生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从高难度的课转选到相对容易的课。

　　钱颖一曾邀请上世纪90年代亲身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人，来学院开课，讲述改革历程，结果到了提问环节，学生问的还是现时的股价和房价，而不是90年代经济改革的历史。

　　“我没法改变学生对学分的追求，也没法说服他们不焦虑……”钱颖一面有难色，回想起他在清华做学生时，“恨不得学最难的课，感觉时代在召唤”。

　　那么，是时代变了吗？

　　“我们这一代有改革情结”

　　2015两会期间，钱颖一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视觉中国 资料

　　钱颖一回忆自己“没有念过完整的小学和中学”，“文革”的时光绝大多数被荒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了我们一些批判性思维。”

　　高中毕业后，他在北京郊区的密云县度过四年插队时光，下乡时他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英语和数学。

　　“投入、专注、执著”，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钱颖一常想起年少时挖何首乌的场景，“刚开始看见何首乌的头部时特高兴，但是如果急着拽出来，弄断了就没了。但是你别弄断，大头在里面呢。”

　　恢复高考后，他考入清华“数七班”，班中最小的同学17岁，最大的31岁。

　　1981年他出国深造，几度换专业，最后定在了改革和发展最需要的经济学上。他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和耶鲁大学运筹学硕士学位，199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我转到哈佛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时候，跟我一起出国的同学博士都快毕业了。”

　　“那时没人会那么精致计算时间成本”。他在采访中说。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那是什么事？

　　在新书《大学的改革》中，钱颖一说，他无法改变整个教育体制，但他“可以集中精力于一所学院——清华经管学院。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是个越交往越值得敬佩的人。有一年校长给毕业生讲话说，希望他们未来成为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我想钱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因为理念不合或者暂时做不到而放弃改革。”彭刚说，“作为教育家的钱颖一比作为经济学家的钱颖一更重要，他很开心。”

　　采访中，钱颖一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引述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讲过的一个故事：“三个石匠在凿石头，别人问他们在干嘛，第一个说我在挣钱，第二个说我在做城里最好的石匠，第三个说我在盖一座教堂。”

　　而这个故事一一对应了他在中国经济学奖获奖讲话中概括的科学探索的三种动机：“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追求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

　　他说短期功利主义不可取，因为急功近利不可能会有太多创造性。在科学探索上，他希望有更高的层次。

　　虽然难以抗拒制度的制约造成的尴尬，但他仍然很乐观：

　　“我很幸运，改革时代给了我好的机会，我赶上了一段好时光。这些年来我心怀理想主义，尽力做事，干成了一些事。”在《大学的改革》的引言中，他如此写道。

　　【对话钱颖一】

　　“大学改革相比国企改革落后15年”

　　澎湃新闻：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经历了哪些关键阶段或时间点？

　　钱颖一： 1998年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1998年有两件大事，一是高校开始扩招以及一些院校合并，二是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及启动985计划。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扩招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质量上的诉求，最先支持北大、清华两所学校。

　　澎湃新闻：在国外求学、教学，当时是否埋下了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考？

　　钱颖一：还是在2002年以后，就是我到清华担任特聘教授以后。在那之前我也常回国讲学，但是只是到清华当特聘教授之后才对中国教育有深入了解。不过，从2002年到2004年期间，我读了一些有关美国大学历史发展的书。有关（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美国大学的经典著作，都是我在那时候看的。

　　澎湃新闻：你之前说过，中国的经济改革领先于教育改革至少15年。

　　钱颖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少环节我是经历过的，比如国企改革，80年代搞承包制，90年代搞股份制，重组上市。在2004年时，我说过，大学改革相比国企改革要落后15年。我专门举了建行的例子。建行最初是专业银行，后来是商业银行，后来重组上市了，它有一个改革过程。但是大学没有这个改革过程，体制上还跟（20世纪）80年代时的体制差不多。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外部投资者来改变治理结构。但是大学不能引进外部投资者，大学也不能上市。

　　澎湃新闻：当时就有使命感要做教育改革吗？

　　钱颖一：应该说有好奇心。我1981年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82年到耶鲁大学读书，1984年到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我在1983年在耶鲁时结识了吴敬琏。1988年暑假期间我不仅在北京的中关村搞调研，还去了在湖北十堰的二汽，沈阳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金杯汽车。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全面展开，我更是每年都回国，参与到经济改革的讨论之中。

　　我在清华做特聘教授，就自然会对大学有近距离的观察，发现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远。又由于我有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经历，所以就会自然思考大学改革的问题，希望能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中获得启发。

　　澎湃新闻：你也说到，改革时代给予你机会，具体是什么样的机会？

　　钱颖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机会。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教育发展是直接相关的。2005年中国GDP占全球5%，到了2015年就是15%了。经济发展既产生了对人才，尤其是高水平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经济发展又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资源。

　　澎湃新闻：什么激发你做教育改革？

　　钱颖一：我们这代人的改革情结是很重的。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所以从数学转到经济学，就是因为受到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召唤。经济改革是改革，教育改革也是改革，只不过是领域不同。我在院长这个位置上，就要做好本职工作，教育改革就是本职工作。

　　“干成了很多事，也有干得不彻底的”

　　澎湃新闻：这些年干成了哪些事？

　　钱颖一：有很多，突出的有MBA课程改革和招生改革，本科的通识教育。

　　澎湃新闻：干成了又退回去的呢？

　　钱颖一：比如，本科招生改革，干了一年就停止了。是这样的。我在2013年曾经推动了本科招生改革试点。在当时的自主招生的框架下，学院可以有0~60分的加分权力。我们先让两个老师对学生递交的材料独立打分，然后再进行笔试。笔试题目是很有创意的，比如其中一道题是，“如果30年后你被评为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请给自己写段贺奖词。”这是看学生的想象力。

　　试点一年后，由于国家对自主招生的政策调整了，所以就不能再做了。

　　澎湃新闻：干得不彻底的呢？

　　钱颖一：比如MBA+X。我们曾经开设MBA（工商管理硕士）+X的双学位硕士项目，X就是包括清华大学范围内的其它硕士学位。我们的初衷是探索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但是由于僵化的学籍管理制度，这个项目每年只有个位数学生毕业，本来是想一年能有三四十人的规模。

　　澎湃新闻：想干又不能干的呢？

　　钱颖一：有些事无法干，比如学生宿舍的安排，让不同学院的学生混住，这样可以增加不同院系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提高学生的沟通水平。但是在清华还做不到，因为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话学生就不好管理了。

　　澎湃新闻：做了什么开创性的事情？

　　钱颖一：清华x-空间（注：清华x-lab，清华大学新型创意创新创业人才发现和培养的教育平台），这是在中国高校中最早创立的。我们是在2012年筹划，在2013年4月创建，到现在已经三年半了，效果超出预期。

　　“教育是最有希望的事，也是做起来最辛苦的 ”

　　澎湃新闻：你怎么定义自己在清华的角色？改革先锋？意见领袖？

　　钱颖一：都不是。我只能说自己是改革探路者。在探路过程中先做事，做事过程中形成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又有引导作用。思想引领是有的，但未必是意见领袖。我更多的是行动。

　　澎湃新闻：在探路的过程当中，你有碰到什么阻力和压力吗？

　　钱颖一：如果你知道你是对的，别人是不对的，别人反对你，这叫阻力。但现实不完全是这样。改革在很多时候都是在探索。一些人跟你的意见不一样，也未必就是阻力。我们做事的时候，自己也不很清楚。只有通过反复讨论、征求意见，才能探出一条路。

　　一种情况是通过沟通，发现其实大家可以达成一致。

　　另一种情况是，未必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各自都妥协一点，可能这条路就出来了。比如说MBA的课程改革，课程改革里要有增课，就得要减课。减课老师可能不愿意，你就要沟通，比如原来三学分，那是不是可以减到两个学分，你不一定非要把这个课取消。

　　还有一种情况是要想办法绕着走。比如MBA招生改革。我们知道国外学校不少是主要依靠面试。但是教育部有规定，学生必须统一参加全国联考。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先面试，根据面试成绩打分，过了面试就给你一个条件录取，所谓的条件就是你要考过全国联考的国家分数线。这是在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要想尽办法在不违反规定的条件下，仍然发现改革的空间。

　　所以第一是沟通，第二是尊重，第三是变通。

　　澎湃新闻：有没有印象当中干过最拼的一件事？

　　钱颖一：一直都很拼啊。改革总有起伏，总有高潮也有平静的时候。MBA的改革也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先是课程改革，第二阶段才是招生改革。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先是有一个薪酬改革，然后是准聘长聘制度改革。教师人事改革，是要通过教师大会举手表决的，所以要每一个系都征求意见，要分别征求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们的意见。

　　澎湃新闻：像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有没有觉得民主效率很低下？

　　钱颖一：效率是以干成、干不成为判断的。一件花了五天时间没干成的事，同一件花了十天时间干成了的事相比，哪个效率高？效率是收益减成本。五天的成本是比十天的成本要小，我同意。但没干成的事收益是零。你花的时间多，成功的概率就大。

　　澎湃新闻：你自己的个性在支配着你往前走？

　　钱颖一：我一直在做改革的事，经济改革是改革，金融改革是改革，教育改革也是改革。这个是不变的。

　　澎湃新闻：可能经过苦难的人，改革和救赎的信念比较强。

　　钱颖一：我的书里写道，教育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教育也是解决问题的希望。现在想起来，这跟（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主题是很一致的——人要抱有希望。教育就是最有希望的事，但也是做起来最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