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专委召开宇宙飞船会议

　　1961年4月、1962年2月，苏联和美国先后发射成功载人飞船。接着，美国启动了“阿波罗”登月计划。消息传来，中国许多航天专家彻夜难眠，决心奋起直追。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讨论国防科委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报告。当时，我国已成功进行了两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但仍处于“有弹无枪”状态。此次会议就是要讨论导弹核武器试验方案。

　　几天后，根据航天专家进一步发展运载工具的建议，在国防科工委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极秘密的宇宙飞船规划会议。

　　经过20多天的讨论，专家们达成共识：我国无意参加美苏的太空战，但载人航天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我国在卫星研制的同时，也应逐步开展宇宙飞船的研究工作。中央专委采纳了专家们的意见。

　　空军秘密选拔航天员1970年7月14日，就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不久，毛泽东主席批复了一份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报告。专家们在报告中呼吁，要“一鼓作气，把中国人送入太空”。

　　1971年4月，80多家单位、400多名航天专家来到北京京西宾馆，对载人航天进行了深入讨论，确定了“714工程”发展载人航天。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升空。

　　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由空军负责。选拔小组于1970年10月成立，开始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选拔航天员。在跑遍了全国的空军驻地后，选拔小组从10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中挑选出80多人，经过淘汰，最终只剩下19人。

　　“先处理地球上的事”

　　为了在1973年底能发射 “曙光一号”，航天专家们做了许多防热材料和大型试验，甚至连运输飞船的车辆和航天员的食物也有了初级产品。更重要的是，“曙光一号”的全尺寸模型也做了出来。

　　在做完这些准备工程后，航天专家们已 “倾尽所有”。在那个政治动荡、经济困难的年代，国家拿不出更多钱来支持和发展航天事业。由于经费的缺口，载人航天计划无力为继。“把用在载人航天上的钱，搞经济建设更有实际效果”，国内开始出现很大的争议。

　　最终，毛主席拍板定案，载人航天的事暂停一下，先处理地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航天技术列入“863”计划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在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书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由此，我国开始集中发展高技术，这就是“863计划”。由于航天技术是863计划选定的第二个高技术领域，因此编号为“863—2”。

　　当时的航天部组织了载人航天可靠性论证，但由于载人航天投入大，风险高，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对于中国究竟要不要搞载人航天，专家们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场争论一下子又进行了5年。

　　最终，针对当时美国和前苏联掀起的空间站建造热潮，参与论证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在外层空间长期占有一定的位置，是其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之一。而空间站系统就是在近地轨道上建立的一个能长期进行载人空间科学实验的基地，专家们决定把发展载人空间站系统作为“863—2”的目标，此举得到中央批准。

　　哈尔滨会议论“机型”

　　要建设空间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采用何种运输工具。航天专家选取了五种方案进行深入论证和对比分析，分别是宇宙飞船、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带主动力的航天飞机、两级火箭飞机和空天飞机。 1988年7月，上百位航天专家汇集哈尔滨，根据五种方案的主题报告，讨论决定最终“机型”。

　　在仔细研究了“几箱子材料”后，最后集中到两个方案：一是原航天部下属的上海八院和北京一院提交的“长城一号”航天飞机方案，二是北京五院提交的飞船计划。

　　虽然当时有许多人都支持航天飞机方案，但在综合考虑了自身的技术基础和经济能力后，1990年5月，“863—2”专家委员会最终确定了“投资较小，风险也小，把握较大”的飞船方案。

　　确定三步走战略

　　为了部署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方案，1991年 6月 29日，“863—2”首席科学家屠善澄院士代表该领域专家委员会，向中央专委建议在20世纪末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并实现首次载人飞行；在2010年稍后建成自己的空间站。

　　直至1992年8月1日，中央专委已先后七次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汇报。中央专委原则上同意了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方案，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逐步浮出水面：首先是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并开展空间应用科学实验；然后在2007年前后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一个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是建造20吨级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批准了 《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就此正式立项实施，代号“921”。

摘自《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