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是否真有其人？秦朝的灭亡仅仅是因为苛政吗？王莽是否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隋炀帝是否只是暴君？岳飞真的死于陷害吗？忽必烈征日为何惨败？白银资本如何冲击了明代的社会秩序……一串串问号牵起我们的好奇心，历史这么有意思，然而面对浩瀚如烟的史籍、市面上鱼龙混杂的各类历史书籍，有谁能给我们一个通俗却又权威的回答呢？最新出版的《中国通史》或许能满足读者。这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汇聚全国史学界顶尖学者、历经八年撰著的大众化史学书籍，堪称集科学性、权威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全新通史著作。在为大众普及历史的通俗写作潮流中，我们终于看到“国家队”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

　　专业史学工作者 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

　　五卷本《中国通史》由华夏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采用了最新的考古和科研成果，以普及化的方式解读历史，通过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历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每一时段都由在本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撰写，同时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王震中、方克立，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等国内外近百名知名学者参与创作。

　　《中国通史》对中国人普遍关切的重大史实做了全新深入的解读。文章开头那一连串的问号，书中都给予了清晰、翔实而权威的回答，既有严谨的精深研究为基础，又有通俗流畅的表达，细读之下，比较当下图书市场上热销的各类中国历史书籍，颇有中正平和、正本清源之感。

　　“这也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当青阅读记者采访到该书责任编辑、华夏出版社历史传记总监杜晓宇时，他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是两个极端，一是来自课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介绍过于简单过于单面，这样大家到了社会上，很容易就被一些讲史的书籍颠覆，从前建立的价值观念立刻崩溃。这在近现代史中更容易出现，所以市场上解密、颠覆的书或者说法，很容易盛行。”

　　杜晓宇谈到，中国老百姓一直有从通俗文艺中接受历史教育的传统：“过去是《三国演义》，现在是《芈月传》，这本身无可厚非。根据一定的史实来进行艺术加工的故事，老百姓也愿意看。但这里有个问题：史实和艺术加工之间的差别太大，如果将这类作品作为学习历史的读本，显然不行。但是市面上号称是严肃历史的很多书籍，以正史的面目出现，却没有很多历史考证的依据，而是把大量的小说和传说的资料放进去进行了艺术再加工和创作。比方有人写《关羽传》，关羽在正史的记载也就不到一千字，结果写了厚厚一大本。”

　　因此，他说，以社科院专家为主力写作的这部《中国通史》，首先着力利用历史的资料，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

　　历史的复杂性

　　就是华美的袍子下爬满了虱子

　　“历史是复杂的，把历史人物用艺术的手段抽出来的时候，很光鲜，一旦把他还原到历史，就像张爱玲说的，华丽的袍子下爬满了虱子。”杜晓宇这样解释历史的复杂性，“比如唐玄宗和杨贵妃，真实的历史中，一是两人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二是他们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可赞颂的，但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加工之后，两人之间的爱情就变得很优美。”

　　“以前我们的历史课本把人物拔得太高，人物本身的历史局限不谈。比如岳飞，只宣传他是民族英雄，他本人的时代局限、个人局限、政治局限等等都不能提。《中国通史》里就会谈到这种局限性，比如他把自己的军队称为‘岳家军’，这是很犯忌的；宋代从赵匡胤开始就有传统：武将不得言政事，但岳飞非常热衷政事，热衷于和士大夫来往，议论朝政；甚至拥兵干预朝政，逼迫有性功能障碍的宋高宗早立太子；经常不听朝廷的命令。这都是造成他最后悲剧性命运的原因。”

　　杜晓宇介绍，因为这种复杂性的呈现，相反有很多传统印象中很“坏”的人，未必是那么糟糕。“比如说梁武帝，过去一提他就是荒淫无道，但其实他是个很节俭的人，而且他是在南朝混乱政局导致政治伦理缺乏的时候上台的，他重建儒学、引进佛教，是为了重建伦理道德，他在当时，无论是北朝的对手还是朝中的大臣，对他的评价都很高。隋炀帝也是这样多面的，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

　　在杜晓宇看来，由于历史教育的过于单面，人们容易陷入“为历史人物翻案”的陷阱，这种颠覆，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举崇祯为例，现在一些翻案文章让人对崇祯很同情，觉得他很勤政、很能干，“但是他身上有很多的局限，他从7、8岁就介入宫廷斗争，他心理上很难没有问题。他虽然勤政但过度自信，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大臣的，不是自己的，在他当政的时候反复无常杀了几十个大臣。到了他统治的晚期，没有一个大臣愿意负责任何事情。”他认为，专家的责任，就是通过这部书，让大众能够正确地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

　　“历史上有些东西似是而非，书中给了明确的解释。比如很多历史书里都写到汉武帝时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里没有这样的记录。其实这个说法是民国才有。”

　　“还有忽必烈征日为什么失败，过去有说法认为，因为征伐日本的主力是南宋的军队，没有斗志，而日本人给出的说法是因为‘神风’，台风助了他们，所以二战的时候日本有‘神风突击队’就是这种神话的延续。后来日本九州水下考古结果出来，元代征日的船根本就是没有龙骨、只宜在内陆行驶的平底船，这说明忽必烈征日根本准备不充分。”

　　学者严谨的研究和最新考古成果的结合，使得一些历史事实终于有了清晰的眉目。

　　历史研究一定和现实相关

　　中国读者不应盲目追捧海外观点

　　而在“正本清源”之外，《中国通史》在写作和布局上也明显让人感觉到和以往历史书的不同，除了一贯地关注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大变化，回答中国人对于历史的重大关切之外，书中对文明史、经济史的观察力度明显加大，比如注重气候突变是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比如谈到人口压力是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白银资本使明朝社会贫富悬殊等等。此外，“丝绸之路”、“两汉经学”等专题的详细梳理，明显让人感到对今天现实的某种回应。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多民族发展的历史在书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有关吐蕃的历史、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多有梳理，而五卷中《辽西夏金元》历史甚至单占了一卷。

　　对此，杜晓宇告诉青阅读记者，写作《中国通史》这部书的指导思想是：“如果没有对历史的通贯认识，是看不清今天中国的。包括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中国今天的疆域的形成，中国当下的经济，都是和历史有关的。中国这么多民族都融合在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的因素相关，更是经过长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家选择的结果。”

　　但是，西方或日本史学家却认为中国是“征服”的结果。“剑桥的中国历史从秦开始写起，他们认为秦之前都不算中国历史。所以，不要单纯认为国外学者的观点就客观公正，在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不一定比得过我们的学者。”

　　话题说到这里，杜晓宇颇有感慨：“中国历史研究过去太过于强调为政治服务，这导致了读者的逆反心理，总觉得西方学者说的是对的，中国学者说的是错的，或者大陆学者说的是错的，港台学者说的是对的。对海外的说法盲目追捧，追捧的人当中很多人也不去深究历史。”

　　他因此提到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市场的热销，“正是这种盲目追捧的结果”，然而这套日本人写的通俗历史的大受欢迎，也恰恰刺激了中国的历史学者们：“这套书是针对日本读者的通俗读物，很多史料也比较陈旧，甚至有些作者并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是研究文学的。卖得这么好，这正好说明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跟大众有些脱节了。为什么我们的成果不能走近普通读者？”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同样也有《辽西夏金元》一卷，作者是颇有名气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杜晓宇强调，日本学者的角度固然非常有借鉴意义，然而读者一定要注意：“历史不会没有立场，我们一定要注意其中要传递什么观念。”

　　“日本叙述多民族的历史和我们中国的叙述是很不一样的，日本重视边疆民族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形成的作用，但过分强调这种作用，这是中国学者不能同意的，也是和中国历史发展相违背的。日本学者既要强调边疆民族对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形成作用，又不愿承认边疆民族和中原文化和融合，所以会提出中国本部十八省与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分开，很多文章写于20世纪30、40年代，这为历史上日本占领满蒙找根据。所以日本的书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还有这个倾向。历史研究一定是和现实相关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中国读者容易接受海外历史观点的影响，《中国通史》特别强调“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重要性，既回应历史又回应现实。面对中国历史研究“国家队”的声音，读者们应该怎么看呢？或许我们应该欣慰，对中国的言说，中国学者当然应该发出最清晰有力的声音。

　　据悉，《中国通史》的姊妹篇——由央视电影频道同时制作的《中国通史》百集纪录片也将于近期播出。大众传媒时代，借助媒体的渠道，中国历史研究者们终将走在大众身边。

　　文/本报记者 刘净植

　　卜宪群：正确的历史观当然是唯物史观

　　受访人：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并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青阅读：作为《中国通史》的总策划、总撰稿，最初想做这样一本通史的初衷是什么？您想让大众看到一部什么样的通史？

　　卜宪群：近年来，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许多薄弱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课题，补充或订正了以前的一些看法。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局限于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到，也难以读懂。在这种情况下，编撰一部容纳最新科研成果、卷帙适中、科学严谨、文字优美、图文并茂的通史著作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期望。现在问世的五卷本《中国通史》，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是否能符合读者的期望，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这套书面向大众，有一定的可读性。对中华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我们有成功经验的总结，但不虚美，有失败教训的探讨，但不谩骂，更是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青阅读：社科院王伟光院长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历史研究成果要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将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今天我们谈的正确史观，应该是什么样的？

　　卜宪群：正确的史观当然是指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出现以前，历史学家写出了众多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们为人类认识社会及其发展积累了有益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但是，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看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其次，以往的历史理论从来忽视人民群众的活动。在他们的视野里，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等少数人物，而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最广大劳动群众则被边缘化，在历史上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编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80年版）一书中讲到：“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观点。”我在这里还想强调，唯物史观不是剪裁历史事实的公式，不是替代一切具体的历史研究，它所指示的是科学研究历史的方向和方法。

　　青阅读：要帮助大众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其实牵涉的是一个大众历史教育的问题，您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的历史教育现状？在您看来，理想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卜宪群：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史。历史记载，为我们珍藏了既往的发展印记；历史教育，塑造了民族性格，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说，历史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前进道路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代哲学家任继愈说过：“史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我也赞同这个判断。近年来，社会上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娱乐之风对历史教育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在历史观、历史知识上接受了不少错误的东西，亟待澄清。

　　青阅读：历史研究必然带有现实的影子，《中国通史》这部书里，能感觉到加重笔墨的专题都在回应现实的热点问题，比如“两汉经学”、“丝绸之路”、“辽西夏金元”专卷等等与今天的儒学热、一带一路、多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复杂性都是对应的，您怎么看待这种回应？

　　卜宪群：每个关心自己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人，都会关心今天如何来，明天如何去，想要了解何以今天会是这个样子，许多问题是怎样形成的，有没有历史的经验或教训可以借鉴。因此，书中“两汉经学”“丝绸之路”等等专题，可以说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回应。

　　历史学者的现实关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是社会对史学工作者的敬遵。但任何一种历史研究的成果，如果仅仅满足于过程叙述和细节的探讨，而缺少了作者本身眼光独到的深邃思考与现实关怀，不会把读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而从作者选择题材的角度看，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只有立足于对现实的透彻和独到的观察，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找到那些能够对现实社会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作用的题材。

　　但是，在强调历史研究现实关怀的同时，还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并不是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在历史上找到与它相对应的答案，那是历史循环论；历史也不是为现实提供注脚，而是立足现实实践，在总结前人智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专业的眼光进行现实关怀。  采写/本报记者 刘净植

　　相关链接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12册）

　　李学勤、郭志坤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丛书共12册，从夏商周一直讲到清。概而言之，它是通史的体例，由中青年学者撰写，面向普通读者，每本书控制在20万字以内，图文并茂。它有个突出特点，就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皆单独成书，先秦史占到了40%，这在通史中比较少见。丛书作者以复旦、华师大等上海高校的中青年教师为主，书的内容基本出自他们的课堂教学，体现着新的研究成果。丛书还试图做出一些突破，诸如帝王不再是历史叙述的主线，农民战争也并非历史的第一推动力；破除中原、汉族文化中心论，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正史野史兼用，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丛书主编之一郭志坤认为，中国学者原创中国通史有自身优势，比如对材料的占有和把握，会更为全面和准确。如果说这套书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可以“再通俗一些”。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10卷）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4年2月

　　这套通史于日本讲谈社创立100周年之际面世，原版12卷，中文版后两卷未译，10卷本从中国上古讲到近现代，大体截止到西安事变。丛书作者不乏日本汉学及中国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如近些年声名鹊起的杉山正明等，每册书都有相关研究领域的中国著名学者作序推荐。日本学者在撰写面向大众的普及作品方面一向有比较多的经验和比较高的素养，这套书同样体现出巧妙的结构和轻松的笔法，流畅可读，每本书都体现着作者的某种个性和关怀，同时也必然有不同于中国本土学者的视角和观点可资借鉴。从读者的反馈来看，这套通史整体不错，突出的问题是各卷水准参差不齐，另外也有一些硬伤。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