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第二十一个全国爱眼日。在爱眼日前夕，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发布了《国民视觉健康》白皮书。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各类视力缺陷的患病人数大约在5亿左右，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专家表示，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若我国的近视人口组成一个国家，将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两倍。

　　日前，国民视觉健康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隆重举行，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眼科专家学者及行业代表通过主题演讲和研讨形式就国民视觉健康及视光行业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嘉宾表示，在当前视觉健康状况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公众意识的加强和公共政策的推进势在必行，《国民视觉健康》白皮书提供了专业的学术研究价值，将极大地促进公共政策的转变进程。

　　视力缺陷已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作为《国民视觉健康》研究项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在讲述国民视觉健康现状时说：“中国面临着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视觉健康危机：一方面，我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不仅影响当代，也危害未来国民健康素质，将对国家社会、经济甚至国家安全都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各类老年性视力缺陷患病年龄提前，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据《国民视觉健康》研究显示，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各类视力缺陷的患病人数大约在5亿左右，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可以说，中国几乎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近视。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若我国的近视人口组成一个国家，将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两倍。

　　近视的低龄化绝非“多戴一副眼镜”这么简单，近视的发生与危害都是不可逆的。随着近视的低龄化带来的病程延长，人群中近视程度的分布会日益向高度近视演变，进而产生各类眼底病变，造成严重的永久性视功能损害。近视的早发和高度近视高发不仅危及当代人口素质，而且也影响我国未来的人口素质，对我国社会经济乃至国防安全产生重大危害。

　　日益严峻的视觉健康形势，不仅会带来直接的医疗成本和社会保障负担，也会造成行为能力丧失进而影响劳动能力和生命质量。据《国民视觉健康》估计，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在6800多亿元，占当年GDP 的比例高达1.3%。算上视觉健康对生命质量的损失，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83%。但若加以适当矫正，有相当于3100多亿元的劳动参与损失可以避免，约占当年GDP的0.7%。

　　全球首份视觉健康国别报告

　　“目前，全球有将近45亿人口需要视力矫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63%，而这其中有25亿人还未得到矫正。”视觉影响研究院全球传播总监Kristan Gross说道，“视力不良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议题，患有视力不良可能对人类生活生产造成各种负面影响，如：教育缺乏、贫困、事故、遭受社会排斥等。虽然国际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都在积极研究视觉健康，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应对政策，而在视觉健康问题的国别研究上却鲜有发声，中国的《国民视觉健康》白皮书开创了这一先河。”

　　作为国内首份系统研究视觉健康的白皮书，《国民视觉健康》从经济效益、公共政策和国家发展的视野来研究“视觉健康”问题，这比以往仅仅着眼于医学层面的视力研究更加全面。同时，《国民视觉健康》总结了国内外的相关政策与经验、提出了完整的行动框架，这为国际和国内视觉健康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可靠的数据支撑，并开辟出了新的研究领域。

　　“老年人的视觉健康问题同样不容忽视。”Kristan Gross说道，“全球来看，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近一半出现严重视觉缺陷问题。在中国，40岁以上人口中，未矫正老视的患病率达到了67.85%。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由于视力等诸多健康问题带来的生活质量下降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享有视觉健康，政策调整不容缓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视力缺陷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屈光不正和老视等视光类别的眼疾已经成为影响视觉健康的主要威胁。但无论是公共教育、预防保健、医疗服务提供与医疗保障，还是视光产品相关的行业监管等方面，与保障全民视觉健康的客观需求相差甚远，视觉健康政策亟待调整。

　　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视觉健康保健、视觉健康医疗服务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经验，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视觉健康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发达国家通过建立视觉健康档案对重点人群进行跟踪监测，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视觉健康干预政策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早发现、早治疗提供了宝贵的机会。第二，发达国家的视觉保健政策已经从单一的医学预防政策转向医学、社会政策整合的新方向。电子产品使用指南、与教育部门合作增加青少年户外活动时间等政策，极大改善了新加坡和其他发达国家青少年的视觉健康情况。第三，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将视觉健康纳入国民健康保障体系中，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甚至配镜都已经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中，这为实现国民视觉健康整体化提供了最坚强的保障。第四，对视觉健康人才和视觉健康产品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除了传统的手术、开药等过程受到严格监管以外，发达国家眼镜生产、配镜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将其纳入医疗行为的监管。

　　李玲教授建议，应从“整体视觉健康”这一理念出发，围绕“健康融入一切政策”的原则，从决策、规划、操作和配套落实这四个层面入手，构建我国视觉健康公共政策体系。在决策层面建立国民视觉健康决策体系，以解决谁为国民视觉健康负责、从哪些方面来负责、为谁负责这三个问题，做到循证决策。在规划层面，以整体的视觉健康为目标，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操作层面，将视觉健康保障与医疗卫生和医改衔接起来，让政策落地。在配套落实层面，需要通过激励机制和明确的时间表借助行政体系来推动，并加强人才的培养和相关的基础研究。

　　与会领导在谈及视光行业时表示，我们需要把验光配镜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进行规范，推动其向着健康产业的方向发展。现阶段，公众对于视光行业存在着诸多误解，认为眼镜店“暴利”，验光服务就应该免费，这都与行业的标准化程度密切相关。为此，与会的行业代表们纷纷呼吁尽快出台行业标准，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行业的发展速度取决于该行业人才的专业水平，因此行业的标准化以及视光人才的培养才是解决我国视觉健康问题的最关键环节。

　　根据《国民视觉健康》白皮书的研究建议，我国应该从监管标准、监管人员方式的专业性以及行业准入限制三个方面发力，对行业进行全方位、专业化的监管。另外，还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3“O”（眼科医生、验光师、配镜师）人才队伍，并且借用医保、税收和价格等手段作为杠杆，推动建立符合行业规律的人才薪酬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文/付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