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生命随时都会消逝的男人。郑卫宁，从小患有先天性重症血友病，为了保命来到深圳，用母亲留给他的救命钱创办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这就是今天深圳残友集团的前身。如今的残友已经成为国际上唯一全部由残疾人软件技术精英组成的高科技软件企业，是一家真正的社会企业。当慈善事业在国外发展了上百年之后，大家发现，传统的慈善方式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也无法激发受助者改变命运的意识，甚至有时候慈善还会造成其他问题。于是，另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社会企业应运而生。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给社会企业的定义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如今，国外已出现了很多社会企业，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英国《大问题》杂志等，都在国际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力。

　　而中国的社会企业还处于发展初期，如何定义社会企业？如何来做社会企业？很多热衷于慈善的人们，正在努力探索这一课题。

　　帮助，而非施舍

　　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英国最著名的《大问题》杂志总部就在这里，《大问题》杂志的创始人John Bird曾经是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从小在贫民窟长大。1991年，当时英国著名的护理品企业老板Gordon Roddick在美国看到流浪汉在街头卖报，受到启发。于是在他的支持下，John Bird创建了《大问题》杂志，并由流浪汉参与销售。

　　让John 没想到的是，第一期《大问题》杂志发行只有10个流浪汉参与，但几百份杂志一下就卖光了。此后，杂志销售一路上升，杂志社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并从月刊发展成周刊。John也对销售人员管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销售人员必须是无家可归者，并在英国有合法的工作权，销售人员要挂牌上岗，每隔两周必须重新注册销售点，在固定的地方销售。

　　由于大多数无家可归者都对生活失去了控制，《大问题》杂志让这些流浪者改变了乞讨、吸毒、卖淫等生活方式，得到了重返社会的机会。在John看来，让这些无家可归者卖多少本杂志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和社会的连接点。

　　如今，《大问题》杂志已经成为英国知名的社会企业之一，并发行到肯尼亚 、澳大利亚 、日本 、纳米比亚 、新西兰等国家。

　　慈善事业在国外发展了几百年后，才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企业，John的创新理念就是“帮助，而非施舍”。公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种慈善，但随着很多国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影响，慈善还是有了一种新的发展，就是做社会企业。

　　上海恩派(NPI)就是一家专门为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提供支持的专业机构，它的创始人吕朝先生告诉记者：“在国外，社会企业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政府的力量减弱了，很多问题靠政府的力量无法解决，所以很多社会力量来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比如在英国，有很多老的工业区，整个工业区在转型过程中，因为缺少资源，很多人就想办法用思维创新的方式来解决。”

　　目前来看，国外已经有很多社会企业发展了很多年，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的格莱珉银行，就是专门给穷人贷款的银行。尤努斯是孟加拉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尤努斯用了三十多年时间经营着这家穷人银行，贷款对象全是农村贫困人口甚至是乞丐，其中96%是农村妇女。

　　在格莱珉银行借款的人及家庭有一半以上脱离了贫困，让那些被其他银行拒之门外的穷人收获了生意、道义和尊严。而且更奇特的是，格莱珉银行的还款率高达98.89%，远远高于一般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指标。

　　2010年，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去孟加拉参观时，见到的尤努斯已不仅仅在做小额贷款，他还与法国达能公司合作建了一个酸奶厂，生产一种特殊的酸奶，把小孩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放在酸奶里。尤努斯通过穷人网络，用最低的价格卖给穷人。

　　孟加拉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很多孩子都营养不良，孩子每个星期喝一两罐这种特殊的酸奶，就能保证他的营养不缺失。由于是低价卖给穷人，达能的这个酸奶厂并不赚钱，但达能可以通过其他业务赚钱，并把这个酸奶厂定义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尤努斯还和阿迪达斯合作做塑料鞋，用低价卖给穷人，孟加拉的孩子们有了阿迪达斯的塑料鞋穿，就解决了贫困人口赤脚的问题，这个鞋厂也不是为了赚钱，只要能收回成本就行。汤敏将尤努斯的这些做法都称为“用企业的方式做公益”。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为什么要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呢？汤敏认为：“第一，市场有缺陷，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追求高利润，全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第二，政府资源不够，政府的税收和效率都有限，靠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行；第三，靠NGO(非政府组织)也不行，NGO大部分是靠慈善组织的捐赠，影响力也有限。”

　　所以汤敏认为，很多社会问题靠市场、靠政府、靠NGO都解决不了，就需要用新的方式来解决，就是要建立社会企业。因为社会企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发展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失业，不但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很多残疾人更找不到工作，但只靠社会、靠政府是解决不了这些社会问题的。所以，社会企业的出现可以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在纯市场经济中是解决不了的。

　　深圳残友集团就是国内做得比较好的社会企业。残友的创始人郑卫宁是先天血友病患者，20世纪90年代，为了让郑卫宁保命，母亲带他来到了当时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深圳，没想到，就是这座城市，不但让郑卫宁活了下来，还让他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1997年，郑卫宁和4位残疾人朋友在自己家里成立了创业大本营。这些残疾朋友虽然身体残疾，但他们都有健全的大脑。郑卫宁等5位残疾人用一台电脑创立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起名叫“残友”，残友的英文语意是“你能，你可以”。就是凭借这种精神，如今的残友集团已经是一家拥有33家社会企业、1家基金会和8家社会组织的大型公益社会企业平台。

　　吕朝的恩派也和残友有很多方面的合作，郑卫宁也是恩派社会影响力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吕朝表示：“残友的成功就是因为郑卫宁挖掘了残疾人的优势，当初选择IT领域创业，就是考虑到在这个领域，残疾人反而有优势。在软件行业，核心竞争力都在人脑，所以行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跳槽频繁。但在残友，整个公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完全是按照残疾人需求设计的，为员工提供了很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们在这里工作非常安心，所以员工流失率很低。长期积累下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会很强。”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残友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福利企业，而是一个高科技的社会企业，而残疾人的优势成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模式应该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和支持的。”吕朝表示。

　　之前，恩派和熠美投资合作成立了投资基金——NE，NE投资基金与法国达能集团合作的“健康起跑”项目近期会在中国多个省份开始启动，健康起跑主要是解决欠发达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达能在全球有一个达能共同基金，是由达能自己投资的社会企业。

　　吕朝告诉记者：“达能之前做的营养包更多是一种捐赠形式，后来发现这种方式难以为继，所以达能希望能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来推动这件事。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会按照企业的方式运作，会制定很多社会指标，在操作上会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体现。”

　　用不同方式做慈善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政府更多是一个扶持、倡导的角色，而不是大包大揽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和慈善家们也会不断思考，传统的慈善方式不见得能解决问题，甚至有时候会造成很多问题；而且，慈善的方式不能激发受助者改变自己命运的意识，所以，很多想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不希望把钱直接捐赠，而是投资，这也是社会企业发展的一个综合性优势。

　　但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社会企业这个词虽然用了很久，但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吕朝认为：“国内有很多人用这个名字，但实际上和国际上讲的社会企业不是一回事。社会企业更多的是运用商业手段，用企业内生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运营管理更像是一个企业，而不是社会组织。”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表示：“我们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初期也做过一些探索，比如以福利企业的形式运作，但后来发现福利企业与NGO联系很少，活力也不够。所以才形成了两类比较典型的社会企业，一类是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企业，比如残友；另一类是小额贷款企业。总体上讲，社会企业就是运用商业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

　　在对社会企业定义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讨论其他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哪些问题更适合用慈善的方式解决，哪些问题更适合用社会企业的方式解决，等等。吕朝告诉记者：“社会问题很复杂，也多样化，所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也要多样化。比如在救灾、孤儿、空巢老人等方面，他们更适合用传统的慈善方式救助或捐赠；而在残疾人就业、养老等问题上，用社会企业的方式就比较奏效。实际上，每个社会问题都是分层的，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每一种方式都不能偏废。”

　　王振耀也表示：“社会企业只是一种发展方式，它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让慈善做的更有活力。但慈善不一定要转向社会企业，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慈善。”

　　从国外来看，慈善事业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发现慈善公益事业需要更新和创新，所以出现了社会企业的热潮。吕朝说：“而中国慈善公益和社会企业差不多是同时发展的，近10年发展迅速。从慈善到社会企业，没有一个传承的过程，所以中国的慈善家也好，慈善从业人员也好，他们的选择往往比较盲目，有的观念比较传统，有的又很超前。”

　　所以，从中国社会现状来看，大家还不太适应企业家做慈善，总认为做慈善也是高调、是炒作，王振耀说：“其实做慈善本身是一种好的行为，现在流传一句话”不管高调、低调，人家拨的是真调“，这不过是个习惯问题。”

　　但从总体上看，很多慈善家还是比较朴素的，希望能帮助弱势群体、回报社会。由于他们对这个行业发展不是特别了解，难免在开始选择慈善方式和公益基金投入方式时比较传统。“我相信随着他们逐渐发现问题，会不断提高自己的慈善投资效率，毕竟钱是他们自己的，资金效率不高，自然要反思、要改进。我相信中国的慈善行业发展会有一些调整。外界包括公众、媒体在评价慈善家行为的时候也不要脱离现实，要对他们更加宽容，不要去苛求。”

　　另外，在中国，大家还不是特别清楚怎样去办一个社会企业，办了社会企业之后该如何运作，同时，政策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像美国、欧洲都有一些鼓励社会企业的政策，一些国家有专门的内阁办公室，并有很多关于鼓励社会企业的文件和法律保护。我们也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通过传播把一些好的案例宣传出去，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社会企业。”王振耀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