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 
现为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历史学高级研究员，皇家历史学会成员，《性的起源》是他的处女作。

新京报记者 秦斌 摄《性的起源》 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 译林出版社

2015年3月18世纪晚期塞缪尔·理查森《克拉丽莎》中的一幅插图，克拉丽莎·哈露，她的衣服已经被无情的强暴者撕开，她仍徒劳地央求着他。

　　“有趣且博学，这是一部出人意料的‘性爱宝典’，因为你绝对想不到性的历史是如此多样且迷人，坦白说，是疯狂。”在《性的起源》中文版的封底，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这是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的第一本著作，虽然探讨的是学术问题，阅读起来却丝毫不觉枯燥，这大概和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不同时代不同作品里关于性的描写有关系。于是，我们的采访索性就从这些文字开始聊起。

　　性的历史通常被视为私人生活或身体经验之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认识本身乃是源于将性作为完全个人私事的启蒙运动的观念。本书通过生动的细节描述，探讨了三百年前在英国首先开始的性观念革命，如何影响了西方人的性态度，以及相应出现的有关性行为的社会变化。作者试图展现人们的信念如何被社会环境所影响，以及商业、交往与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如何改造了性的观念与经验。

　　“一部关于爱和性以及求爱的过程的书”

　　新京报：在《性的起源》里，你频繁引用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其剧作、小说里对性的描写，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法拉梅兹：这是一部关于爱和性以及求爱的过程的书，我觉得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文化的思想和特点，你不能只关注例如历史书和报纸这类严肃的文件。跟文化最优雅的接触方式，就隐藏在艺术和故事里，因为小说的作者不是在捍卫什么立场，他们是在描述真实。所以我在《性的起源》里踊跃展示着各种文学作品，希望让大家了解文学和艺术对社会变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里有一种关于诱惑的艺术，男人如何追求女人，女人又如何响应。

　　新京报：在结语里你说，这本书其实源自你试图理解我们目前的性观念与西方历史大部分时间内流行的性观念之间的深刻断裂？

　　法拉梅兹：是的，首先是第一次性革命，最初我只是想研究大众对妓女的看法，在十七世纪中期的时候，妓女常常因为罪恶生活被惩处，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709年的伦敦，有过一场争论，即官员是否能够合法逮捕一名妓女，如果她只是在拉客而非发生性关系。但如果这发生在1688年之前，没人会怀疑妓女不应该立即受到惩处。而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大众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人们建立了专门为救女奴和改造妓女的医院。后来我也明白，这些转变不是妓女的问题，而是性以及人们对性的看法的改变，继而我开始研究第一次性革命。

　　“中国历史上对性的控制曾经比西方更宽松”

　　新京报：《性的起源》更多集中在西方的部分，既然你提到今日西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那你觉得和东方相比，这种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法拉梅兹：让我们先关注一下中国，因为如果只是说东方的话，不同的地方情形也不一样。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关于性的相似之处是，都会对性有一定的公共监管，什么行为是对的、什么行为是错的。在历史上，中国很重视婚姻制度和宗法，在宗法制度下，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在男人的掌控之下。这个部分东西方都存在，但是在很久的时间里，中国对性的控制其实比西方要更宽松。

　　新京报：这其中宗教所占的因素是不是很大？

　　法拉梅兹：在世界宗教里，基督教对性的态度比较特殊，基督教把性形容为一个很脏的东西，像污染，认为我们应该尽量阻止这个东西，在别的宗教里没有这样的看法。而在中国的文化中，性是一个正常、健康生活的部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性的抑制比别的地方要轻。但是在十八世纪时，情况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这个时期的西方，人们开始把性当成更私人的时期，但在中国，国家对性的态度越来越严苛。在清朝，性被看做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对底层人民，这个时候通奸和同性恋都有相当严厉的惩罚。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方向来说，中国和西方对性的态度是反过来的，西方在十八世纪之后，个人的性权利变得越来越大。

　　“在中国，婚姻仍是最终目的”

　　新京报：那你觉得今日的西方和东方对性的看法还有很大的区别吗？

　　法拉梅兹：是的，有两个我想说到的区别。一是在中国，婚姻仍然是人们的最终目的，而在西方，结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第二个区别是男女平等。在性的方面，中国男性依然拥有更大的自由，然而女性的性行为则有更多约束和压迫。但是在年轻一代的身上我觉得有所不同，他们受到更多西方的影响，越来越远离中国传统的对性和婚姻的看法。

　　新京报：你觉得在中国会发生一次性革命吗？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法拉梅兹：我觉得值得留意的是年轻一代对婚姻的看法，人们会不会继续把婚姻当成社会的基石。另外同样需要注意的还有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这种关于性的自由是否会扩展到同性恋人群，这是年轻一代的大问题。还有我在书里提到了城市化是西方第一次性革命的重要原因，城市居民拥有更大自由，十八世纪的城市化导致新的性文化出现，而现在，中国、印度很多亚洲的国家都在经历这样的变化。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和接触到不同的性行为。

　　法拉梅兹：假如你住在一个小农村，你遇到的人少，大家也都知道你在跟谁有接触，做了什么事情。在城市里就不一样了，人数太庞大了，谁都控制不住。在《性的起源》里我也提到了新的沟通方式对性的影响，传播媒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不用见面就可以交往，也不用透露自己的身份。

　　“没有合适理由不接受同性婚姻”

　　新京报：除了现有的婚姻制度之外，其实你也一直在研究各种不同的性关系。比如一夫多妻制，同性婚姻，你今年在一篇文章里面介绍了同性婚姻的发展历程，你个人怎么看待同性婚姻，是否会认为在剔除掉传统婚姻人们繁殖后代的需求后，同性婚姻会更纯粹？

　　法拉梅兹：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同性婚姻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逆的程度。要是今后10到20年中国没有实现类似的结果，我会很惊讶，因为按着我之前谈到的理论，要是你能接受性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而同性恋对人与社会没有害处，同时你又重视婚姻，那没有合适的理由不接受同性婚姻。

　　新京报：但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同性恋是非自然的选择，是危险的。

　　法拉梅兹：我知道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同性恋不自然又危险，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同性恋是件私人的事，如果两个同一性别的人想结婚，那也是他们私人的事。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开始成家，并且通过科技手段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性恋也可以发展为健康的家庭，也可以满足人们在传统上对家庭的概念。

　　新京报：你自己对性自由的看法是什么？

　　法拉梅兹：我觉得性自由是一个庞大和宝贵的东西。但像任何自由一样，它也带着复杂的枝节和责任。《性的起源》一部分是说性自由总是比性压迫要好，但同时性自由不是一个直接的东西，因为它会导致复杂的社会问题。性自由也有极限，也有过分自由的概念，比如在西方，“自愿”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大的矛盾，包括强奸和对女性的攻击。

　　新京报：你最理想的婚姻制度是什么？

　　法拉梅兹：我觉得没有“理想”的婚姻制度。人可以找到幸福的方式越来越多，这是一件好事。不同的家庭可能有不一样的外表，但他们一样能高兴。这又回到了西方和东方的不同，因为在东方我们还有“理想家庭”这个概念。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特约记者 林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