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李大斌是安康日报的一名退休编辑。近30年来写了不少报道，还出版了12本著述，叠在一起厚厚一摞，看上去挺风光。

　　可李大斌说，那十几本书，还有那些报道，都不抵这一本——2014年8月，他撰写的《1965：耀邦早春行》正式出版。为这本书，李大斌花了20多年时间。多年来，一旦打听到某人听过胡耀邦的现场讲话，或是知道点儿胡耀邦在安康的故事，他就赶紧骑上那辆旧自行车前去采访。沿着胡耀邦当年在安康的足迹，遍访数十位当事人面对面口述，从档案馆翻当年的“批判材料”，慢慢还原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没有谁要他这样做。李大斌说，干这件事不是我的本职，却是我认定的事。如果我不写，胡耀邦安康行会不会永远无人知晓。李大斌把采访到的素材原汁原味地写出来，不做“后期加工”。比如胡耀邦当时也讲过一些“阶级斗争”之类的话，也全照录无遗。

　　李大斌说，采写胡耀邦在安康，最大的感受是当年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不唯上、只唯真”，还有中国摸索走向改革的道路曾经是那么艰难。就像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展现的那样，改革的每一步都是牵一动万，举步维艰，需要极大的政治魄力和勇气，中国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

　　如今，不少干部把党的许多好传统给丢掉了。人们怀念胡耀邦，是怀念一种作风，一种精神，一种传统，一种信仰。

　　极左环境中，胡耀邦敢讲真话

　　华商报：是怎样一个机缘，开始写这本书的。

　　李大斌：这件事算起来有25年了。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我收到安康读者寄来的好多回忆文章。当时我是安康日报文化副刊编辑，一边看，一边感动，一边编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留意胡耀邦在安康的故事了。

　　老实说，尽管我是安康人，此前几十年，竟然不知道胡耀邦曾到过安康。他来安康的1965年，我才13岁，根本没听说。但是我发现，那些老人一提起那大半年，津津乐道，眉飞色舞：没有官架子，说话干脆，刀下见菜解决问题；给安康减免征购粮，又提高口粮；提出给汉江上修座大桥——这座桥经受了1983年的大洪水，至今还在通行，是安康的标志性建筑。

　　当时安康地区农牧局有一位名叫张世康的老干部，曾与胡耀邦同一个部队，是他建议我把胡耀邦在安康的故事写下来。

　　华商报：采写不是那么容易吧。从起念到书出版，相隔20多年了。

　　李大斌：真正开始集中采访和撰写是2004年到2008年。之前，一直是零星地搜集资料。我翻过安康几个县的县志，发现原本应该严谨的志书却都出错了，不是张冠李戴，就是以讹传讹。毕竟，胡耀邦安康行离现在比较遥远，几乎快半个世纪了。

　　十年前，我发现安康市档案馆藏有当年批判胡耀邦讲话的大量材料，埋头读了十多天，无比激动。这些材料自从归档再也没人看过。胡耀邦敢讲真话，为安康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大部分人却不知道，把这段历史淹没了。

　　尤其是他提出的诸如搞好经济和生产，干部好坏要以生产成绩来衡量；要向前看，要抓经济，要解放思想；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按经济规律办事等观点，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流行语，胡耀邦当年就提出了。那可是文革前一年，整个社会思想是极左的。他敢公开说，还当做政策来推行，虽然当时被批判，但更体现出这个人了不起。

　　他在安康讲真话，与后来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一脉相承

　　华商报：胡耀邦在安康待了不过短短八天，影响能有这么大吗？

　　李大斌：一点都不夸大。书里写到的胡耀邦那些讲话、人物故事、场景细节，都有出处，我没有做文学化的渲染，每一句都有来源。我是个记者，把“旧闻”当做“新闻”来挖掘，故事是一个个亲历者面对面访谈得来的，讲话是从当年“批判材料”中引述的，只不过当时是供批判。

　　胡耀邦在安康只待了八天，但他个性鲜明，口敞心直，没有架子，到基层去问这问那，问耕牛牙口，农民还以为他是个贩牛的。他又讲人性，心胸坦荡，和风细雨，只琢磨怎么干事，不琢磨怎么整人，八天跑了七个县，想的都是怎么把生产搞上去，让人怎么吃饱。

　　他到陕西，是他第一次负责一个省的工作。相较于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可以说，胡耀邦在极左思潮的重灾区安康搞了一次“超前试验”，是他后来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进行全国改革的一次尝试，安康就像是胡耀邦的一块改革试验田。他不搞阶级斗争，而是抓经济生产。比如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他在安康坚持实事求是，与他后来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这次安康行最终被批判，成了胡耀邦文革前走向低谷的导火索，但他表现出的改革开拓精神，就像早春的一声惊雷。

　　华商报：听说最早的书名就是这个。

　　李大斌：是的，最早想叫《早春惊雷——胡耀邦安康之行纪实》。2009年，我曾请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老人写个序言，老人说：“我已经93岁了，没有精力读那么长的书稿，就为你写个书名吧。”李锐老人题写的就是“早春惊雷”。后来，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孔明先生改了现在这个名字。或许，原先那个名字感情色彩有点浓了，“早春行”更是一种客观描述吧。

　　采写胡耀邦安康往事的这些年，也是感知共产党传统作风的历程

　　华商报：在采写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感触很多吧。

　　李大斌：我举个例子。我遍访档案馆、资料室，找了好多记者同行，希望能发现一两张胡耀邦在安康的照片。很遗憾，到现在一张也没有。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很多当事人的说法：胡耀邦当年下基层，轻车简从。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先走访群众，常常不亮明身份，更不要说警车开道或者大堆记者簇拥了。

　　我当记者也很多年了，见得多一些。基层接待领导，在什么地方迎接、谁陪、吃什么饭、坐哪一桌、谁挨着谁坐，有专门的安排表，事无巨细，不厌其烦。我听给领导写稿的秘书说过，有些领导讲话稿哪停顿、哪语气加重，都要用楷体、宋体标注清楚。这样的官，太好当了。

　　但是耀邦呢，一点这样的习气都没有。我采写胡耀邦安康往事，也是感知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历程。如今，不少人把党的许多好传统给丢掉了。

　　华商报：听说书稿最初是档案馆的“内部资料”，从完成到正式出版，等了六年时间。

　　李大斌：2008年，初稿完成后，我寄给了耀邦长子胡德平同志。8月23日上午，我正在北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胡部长想约我谈谈。我去了中南海东侧的会稽司胡同，这里是胡耀邦最后的住所。胡德平说他看了书，认为这是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他说，关于胡耀邦文革后的思想资料较多，而之前的资料相对较少。

　　特别是在安康讲的集市贸易、农民为买而卖的论点，父亲生前与他也谈起过这些话题，但没有书中记载得全面深刻。临别时，胡德平还特意把我引到耀邦同志生前在中南海的会客厅，据称一切如旧。

　　我向胡耀邦的半身铜像深深鞠躬，表达一个普通安康人对他的敬意。

　　2011年，安康市档案馆作为内部资料印了一些。最终，陕西人民出版社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核，2014年8月出版了这本书。

　　当记者编辑这么多年，写了多少稿子，这本书算是能对得起近30年的记者职业了。 

　　■华商报记者 孙强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