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慈善何来——专访比尔·盖茨之一

发布时间:2016-03-16 22:28 | 来源:财新网 2013-03-01 10:20 | 查看:260次

“要让慈善组织高效,首先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还有对达到目标各个步骤的实际效果的衡量标准”

  财新特派记者 胡舒立 发自墨西哥城 记者 李昕 刘虹桥 蓝方 发自北京

  墨西哥城内的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位于城区西南,拥有大片绿地,素有“城市之肺”之称。公园又与著名的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相拥相邻,从人头攒动的墨西哥老城区来到此处,更觉神清气爽。

  2月12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三的下午,我们从“城市之肺”南门穿过马路,来到附近的四季酒店。刚刚抵达墨西哥城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此接受了财新的专访。

  (一)

  58岁的盖茨今天引人注目,不仅在于他身为微软公司创办人和董事长的身份,更重要的还是他在慈善业的宏大作为。从1995年到2007年,盖茨连续13年是《福布斯》评选的世界首富,他捐资创办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正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至2012年12月,基金会总资产已达362亿美元。

  恰如当年从哈佛大学辍学创办发展微软公司,盖茨在慈善业的举动同样不同寻常:2006年6月,在将近51岁时,盖茨宣布将淡出微软管理工作;2008年6月,他正式从微软退休,全职从事慈善事业,并宣布已立下遗嘱,将把绝大多数个人财产遗赠基金会——其时,盖茨的个人财产总值约为555亿美元。

  盖茨同时以成功企业家的财力和能力倾注慈善,深得大投资家巴菲特认可。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表示将把自己的慈善捐助注入盖茨基金会。如今,巴菲特是盖茨基金会的三名董事之一,其余两人是盖茨夫妇。

  盖茨加巴菲特,成功的世界级富豪以其富可敌国的实力从事慈善业,且亲力亲为,将给慈善业带来什么样的新局面?这对中国正在悄然兴起、亟待提升的慈善业,特别是私人慈善业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

  盖茨此次墨西哥之行,计划与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一起,参加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中一个新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

  CIMMYT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创始于1943年,在1966年拓展为国际机构。盖茨与当今的世界首富斯利姆为其新研究中心联合出资2500万美元。新中心主要研究种子的基因特征,旨在为CIMMYT的种子库增加适应不同环境要求的良种供世界各国选用;而盖茨基金会已有计划,将改良的种子用于对非洲和南亚等地的农业扶贫。

  盖茨此行亦有联手斯利姆,更多从事慈善之意。

  盖茨在筹划基金会时,曾对美国最有影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做过多次考察,与小洛克菲勒的会面就达七次之多。盖茨基金会设定的关注领域,着眼与其他慈善基金会的配套、补充或加强,其国际上重点是健康和消除贫困,在美国国内则是教育机会均等。

  有针对性地推动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在盖茨看来正可以帮助穷国的小农户提升生产力。

  到目前,盖茨基金会运作的项目覆盖100多个国家。其中,每年大约15%用于美国国内,60%用于海外医疗卫生事业,20%用于全球发展——包括10%用于农业扶贫。

  (三)

  或因常有日光浴,盖茨的肤色黝黑,略显清瘦,神色中带着刚下飞机的疲倦。他穿深灰色西服套装,戴有小红点的浅棕色领带,很随和地过来和我们握手,采访结束时还一起合了影。我们并坐在长沙发上交谈。他听到提问反应很快,滔滔不绝,说话时则直视前方,配合语言有手势和身体的动作,情绪饱满。

  盖茨显然总是在思考中。从企业而转至慈善业,盖茨基金会该做些什么,他总在想。

  话题从农业开始,很快转入中国,再转入他对于慈善项目如何建立信用、提升效率的思考——就在1月间,盖茨刚刚发表了他的年度公开信,其核心就是必须加强对慈善项目的结果考量,这一话题自然成了采访的重点。

  预定的采访限时到了,记者抢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高科技背景,还有你成功的企业家经历,哪些对你今天直接从事慈善事业帮助最大?

  他笑了。他告诉财新,他觉得对新科技的理解力,和组织能力相结合,对于他从事慈善业的确很有帮助。

  高效慈善何来

  慈善业的效率总是引人关注。

  自上世纪初至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结社浪潮,全球慈善事业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往昔个人扶弱济困的自发善举,转变为以组织化、公益化为标志的现代慈善事业。慈善事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模式正在更新中,盖茨基金会就做出了诸多尝试。盖茨本人曾反复强调,要高效利用有限资源。而创新、企业化的管理,就是打开公益事业效率之门的钥匙。

  2009年起,盖茨每年初都发表公开信,阐释和分享在慈善公益方面的思考和规划。2013年的年信中,盖茨对其在2010年提出的结果考量管理手段做了全面阐释。他指出,历史上,外国援助总是以投资的金钱总额来衡量,而非以帮助人民的实际效果为标准。他担心,“如果一项革新──无论是新疫苗还是改良的种子──不能触及未来受益的人群,它就无法产生影响”。这一看法,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财新记者:你在年信中强调结果考量对慈善业的重要性。在你看来,慈善中的结果考量和商业的结果考量有何异同?

  盖茨:主要有两大不同。第一,在商业领域对结果的考量是如何提高利润,而政府和慈善组织并不将盈利作为主要目标。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

  第二个不同是,企业能否吸引到人才和能否获得投资,都取决于盈利能力。如果企业不成功,获得的资源就少。而在慈善部门并没有这种直接反馈。在商业世界,如果一个公司缺乏效率,很可能会消亡。但是在慈善业,即使效率不高也可能继续运营下去。

  要让慈善组织高效,首先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对达到目标各个步骤的实际效果的衡量标准。这方面慈善组织在逐渐提高中。例如在卫生领域,在统计死亡率、疫苗接种率等方面,我们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力求能够建立对结果的衡量。从效果而言,卫生项目的效率和认知度都提高了很多。举例说,小儿麻痹症的根除就是因为我们在结果考量方面做得不错,不断寻找提高效率的方法。

  财新记者:商界搞结果考量,有约束和激励机制,最终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在慈善业,靠什么样的机制,能使人们更看重、从而更积极地进行结果考量?

  盖茨:政府和慈善组织面临共同挑战。他们都没有类似企业的、基于盈利能力的直接反馈机制,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

  在政府项目方面,可以将一国的情况与别国相比,可与历史情况比较,可以向私人领域学习并吸引人才。

  当然,很多事情是慈善业能做而商业部门做不到的,甚至政府也做不到。商业部门不会重视贫困人群的需求,因为他们在市场中的声音很弱,只有慈善业才会关注,并以创新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在结果考量方面,我们只需要保证不比商业部门差很多就可以了。

  财新记者:你既是成功的商业领袖,也是慈善组织的领导人。以你的感受,两种身份之间的转换会面临什么挑战?

  盖茨:我觉得,这两种身份对个人能力的要求是相似的。科技的角色是对创新下注,慈善的角色得知道如何传递愿景,如何获得社会关注。两个角色也有不一样的目标,涉及一些不同的技术,但基本的管理方式和对结果的考量一样。

  附记:确实,盖茨基金会的特色,不仅在于其资金和规模,还在于基金会的运作采用商业手段,体现了一种商业模式。按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的说法,盖茨基金会的运作类似风险投资机构,但投资的对象并非企业,而是全世界的贫困者;目标不是获得商业利益,而是形成社会效益。

  他举例说,盖茨基金会目前最大的投入领域为全球健康,其中约一半资金用于疫苗。疫苗的广泛使用可以显著降低死亡率,但在南亚、非洲以及中国西部等贫困地区,人们往往难以负担高昂的注射费用。盖茨基金会通过投资支持企业进行疫苗研发,改善生产条件与能力,降低研发成本,研发成功后即可将疫苗低价销往贫困地区,使穷人可及。以肺炎疫苗为例,跨国公司报价需每针100美元,但盖茨支持的公司可以把价格缩减至每针3美元。不过,一旦企业不能克服研发技术瓶颈,或因其他变故项目无法继续,基金会的项目难免失败。

  “这就是风险,这种投资精神,就是一种冒险的精神,是现在大部分的慈善机构都不做的。”叶雷说。如果项目成功,人们不用再高价购买疫苗,基金会将通过企业直接销售低价产品的方式进行扶贫,由此达到公益目标。叶雷介绍,一旦可持续的机制形成,盖茨基金会也将“功成身退”。

  问题是,公益事业的成效并不像商业投资那样可用利润等指标轻易衡量。以往公益事业常用计划手段推动,如教育扶贫,评估方法也仅是投资额,或是新建多少学校,增加多少老师等物化指标,学生的能力提升等关键因素被忽略,慈善投入和实际受益人群所获真实效益难以挂钩形成良性循环,这也是全球慈善事业的通病。但盖茨认为,社会效益实际上可被测量。关键是要对社会效益制定可行的量化目标、测量方式和监督机制,包括对慈善组织自身的管理运营亦行此道。即便这必然推高慈善的成本,却是保证资金“不打水漂”的必要投入。

  在制定终结脊髓灰质炎的行动规划时,盖茨基金会遵循国际社会此前制定的清晰目标,迅速扩大疫苗接种率。现在,脊髓灰质炎仅在三个国家还有流行,每年新增病例始终处于1000例以下。依据更详尽的收尾计划,全球有望在六年时间内实现目标。

  在美国的教育项目中,盖茨基金会提出“有效教学衡量标准”,通过建立一整套考量与反馈系统以帮助教师改善教学,这其中包含一项与毕业率脱钩的学生结业考试。这套衡量方法虽因老师和校长们的不适而一度遭遇推行困难,但现在已渐受教师信赖。

  在中国,盖茨基金会资助的艾滋防控项目中,也一反以往以投资额或举办防控活动次数规模等量度慈善成效的常规,而是在寻找艾滋感染者进行有效防控的过程中,要求受捐部门将寻获的新增感染者数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这也曾不被理解,但几经曲折后终见成效,使得这一考量模式最终成为中国疾病防控部门的一个规范性指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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