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已经快八年了，一直想要写点什么来与他老人家再次长谈，但迟迟没有动笔，原因在于我怕自己仍然达不到父亲的希冀，怕父亲失望。

　　我的父亲叫王保金，1929年生于河南商水县谭庄曹渠村。1942年发生在豫西的那场让中华民族长久痛彻的天灾人祸使父亲在幼小的年纪便成为孤儿，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讨乞为生。
　　父亲13岁在山西参加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后加入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坚持敌后抗日。父亲是“末代八路”，而我1976年下乡插队，算是“末代知青”。我总是希望从各自的履历中找到我与父亲的相同点，虽然牵强，这也可能是我与父亲之间存在的那份属于宗教范畴的缘分吧。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胸襟旷达的。父亲参加八路军后即当了卫生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成长为看护长、助理军医、团卫生所长。四川解放时，父亲所在的62军部队进驻雅安，先后参加过盐边、盐源、西越、汉源等地的剿匪战斗。
　　1959年3月，西藏平叛时，父亲已经是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黄新廷将军所率领的前线指挥所（当时简称黄指）的卫生主任。那时，父亲刚刚而立之年，正是大有可为、也是大有作为之年，但一场重疾使父亲离开了一线部队，回到绵阳军分区一边休养、一边工作。
　　几十年中，父亲始终保持刚直不阿的品格，许多过去的同事、部下职务都超过了父亲，从未听过父亲讲一句埋怨的话，父亲也从未为自己的职务升迁找过任何领导。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父亲原来的一个部下到绵阳军分区任司令员，后来出任省军区司令员，经常对人讲父亲是他的老领导，说当年，父亲有马骑，而他只能走路。父亲听罢，都是淡然地一笑了之。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1978年3月到陕西省军区当兵，当时的省军区政委蔡长元将军“文革”中曾经在绵阳军分区干休所休养，他的夫人当时就是父亲的部下。蔡夫人知道我在独立团当兵，曾托人给父亲捎话说让我有事就去找她。
　　而那时，正值部队提干方式改革，不直接从战士提干，我当时在团里代理新闻干事，曾经获得过甘肃省新闻一等奖和《解放军报》新闻奖，团里领导为了留下我想尽了办法，甚至都动了让我当司务长的念头。也许是受了父亲品格的影响，直至复员回家，我也没有到蔡家去过。
　　林则徐很推崇“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父亲给我最弥足珍贵的启示就是：人只要守住本分，拒绝过分，就会自尊、自重、自强、自立。
　　父亲是有独立人格的。记得1973年的夏天，我发烧在家，父亲和几个战友就在家中的另一个房间聊天，这是我小时候大院生活经历最多的场景。
　　突然，我听到父亲厉声说道：“贺龙这么大的冤屈……不应该啊不应该！”以我当时的年龄，已经能够听懂父亲所讲的是什么事了，当时的震惊和震撼，现在都铭心刻骨。如果换了别人讲这样的话，我会如何冲动也未可知，但这话是从父亲口中讲出来的，对我幼小心灵的触动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从那以后，凡是遇到所谓神圣的人与事，父亲那铿锵的声音就会在耳边响起，督促着我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作出判断，而不随波逐流，努力去践行我国古代先哲们向往的“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的人生价值追求。
　　父亲是富有哲理的。小时候，父亲与我长时间的交谈并不多，比较长时间的交谈都是我到北京工作后回家时进行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能够用极短的话，把生活的哲理全部浓缩于其中，让我终身受益。
　　记得，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准备下乡插队，送我走的前一个晚上，父亲对我说：“孩子，你就要独立面对生活了，记住，就是天塌下来了，也要把今晚的觉睡好，明天再想办法。”
　　当时父亲讲这话的时候，我似懂非懂的，今天，我已经超过了父亲当年给我讲这番话的年龄了，才真正感到，真是至理名言呀！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平和宁静的心态，这是应对人生艰难和不易的法宝。
　　我们是1978年3月入伍的那批兵，是为了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而破季招收的。由于北边的部队要防止苏联的突袭，紧张程度一点不比南方参战部队差。军委下达给我们这些守备师和独立师的命令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不得后退 一步。
　　1979年初，战前动员结束后，我剃了光头，把血型写在自己的领章背面，将自己认为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打成一个小包袱寄回家里，我还写了一封言之凿凿要血洒疆场的信回家。
　　很快，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的一句话我至今难忘，父亲说：“孩子，你们将要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基本没有悬念的战争，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那样壮烈。”
　　虽然没能参战，但我在1979年底，也就是入伍不到八个月时，没有经过副班长岗位就当了班长，父亲很快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孩子，记住一句话，带兵如带虎，带好了，是猛虎下山，带不好，你被虎吃掉。”
　　这句话真让我终身受用无穷。它使我懂得，看待任何事物都必须是两点论，正可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父亲是有情怀敢担当的。2004年，我在广西桂林市挂职任市委副书记，初夏，父母到桂林来看望我。
　　一天，我陪二老到阳朔游览，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突然发现县城附近的山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父亲马上对我说：“着火了，你快去处理，不要管我们。”我当即出外给市委值班室打电话，让他们即刻通知阳朔县委书记、县长，要他们抓紧处置。
　　我自以为处置得当，当回到父母休息的地方时，父亲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不去现场，哪有你这样当市委书记的？”样子显然是生气了，我赶紧给父亲解释：“县委书记和县长会去的。”说话间，我的手机响了，阳朔县委书记给我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现场，正在指挥灭火，让我放心。我便对父亲讲：“县委书记已经到了现场，没有问题了。”
　　父亲却仍然十分生气地说：“你没有去现场，怎么敢说没有问题了，你今天就应该到现场去指挥。”我顿时无语了，不敢再和父亲辩解。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与自己的父亲，完全是两代人啊，他们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代共产党人。在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心中，责任不卸，担当永在，而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有些人太职业化和职场化了。
　　我们这一辈共产党人虽然多读了点书，时常“乱花渐欲迷人眼”，但那也不过是“浅草才能没马蹄”的自我感觉罢了，这对中国并不重要，父亲那一辈人身上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才是当下中国最应传承的。
　　也就是从那一瞬间起，我才意识到，父亲永远都是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