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要热爱中国人民，尊敬我国历史上一切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然而首先要热爱和敬畏的，应当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驱战士，他们同我们的“血缘”最近，关系最亲，是我们的直接前辈。他们经历过中国近现代的苦难，但是他们的心却同人民群众贴得最近，更加热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得最坚强，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的东西也最多。

　　然而，直到现在仍然有些人用冷淡的态度对待他们，以求“真相”为名，以异样的眼光挑剔他们的一切，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他们头上，朝他们身上泼脏水。从现在我们的报刊上，也经常能够见到这样的文章资料。

　　首先是针对鲁迅先生，他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驱。也正是这一点，招致了不少的误解和贬抑。例如，有人征引钱玄同的观点，号称要给鲁迅先生“点穴”，污蔑鲁迅有“三道疤痕”，“第一道疤痕是多疑；第二道疤痕是轻信；第三道疤痕是迁怒”。这里首先要弄清楚，这是不是事实，鲁迅先生是否多疑、轻信和迁怒？即使有，但那只是对某些少数人，偶尔为之；还是对于许多人，经常发作？从当时人们大量的著作和回忆里，我们看到的鲁迅先生亲切和善，尤其是对待青年，经常爱护有加，热诚相助。在他的那篇《一件小事》里，也反映出他对于下层人民的尊重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深刻反省。他只是对于少数人，像后来的钱玄同那样，“胖滑有加，唠叨如故”、“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才冷淡待之，“时光可惜，默不与谈”。绝不苟且，不会随着“人情”去迎合敷衍，这正是鲁迅先生最宝贵的“率真”处，我们绝对不能拿钱玄同的个人感受来扩大渲染，判定鲁迅先生的是非。再有，即使鲁迅先生有时待人严肃、冷峻（但决不是多疑、轻信和迁怒），例如和顾颉刚打过笔墨官司，尖锐地批判过许多人，却也不是毫无来由，更没有掺杂个人恩怨，丝毫无损于先生的伟大人格。“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才是鲁迅先生形象的正确写照。

　　还有些文章把鲁迅先生从1912年到1926年在民国教育部任佥事即科长的境遇，写成很想升迁却又一直官场失意的小官僚经历。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还是比较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只是因为“他（指鲁迅）当时还是无名小辈，学术和文学造诣还未达到成名成家的地步”，“学历不过硬，专业也不对口”，而他又“不懂民国官场游戏规则”、“仪表邋遢”、“反感官场应酬，缺少耐性和大局意识”，所以才没有升上去。这种理解简直荒唐得可笑。谁都知道，1912年到1926年，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时期，也是鲁迅先生发生思想巨变的时期。在民国之初，蔡元培先生组建和主持教育部时，鲁迅先生确实曾在那里为中国教育事业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益的事。当后来袁世凯窃权，蔡先生离部之后，鲁迅先生和其他许多教育部的同事，早已看穿北洋政府的面目，与他们离心离德，哪里还想在那里升什么官？以蓬间雀之心窥测鲲鹏之志，实在庸俗无聊之至。

　　更离奇的是，有人要为北洋军阀时期为虎作伥的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翻案。他们颂扬她在1938年的苏州日占区坚持办学，痛斥日军奸淫掳掠违反国际公法等等“英雄行为”，又公然同情她在 “三一八”时的作为，说什么她当年“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糟”，由此更引申出对于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的批判。作者叹息“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致使人们忽略了杨荫榆在抗战时期的“壮烈义举”，让她“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这真是匪夷所思，杨荫榆后期的爱国，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当年她思想反动，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之时，她认为中山先生提倡“共产共妻”，诬蔑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禁止学生参加排队接灵及团体公祭，不准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三一八”前后，她确实敌视革命群众，镇压学生运动，引军警及打手入校，雇佣流氓女丐，揪殴和痛打学生，这个案是翻不了的。这个事实也不能因为她的后期有所进步而改变，鲁迅先生当年对她的批判完全是必要的、正义的。怎么能够因为杨荫榆的后期表现，而去责怪当年鲁迅先生对她的批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