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中国人民所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中也包含了当年众多在华日本反战人士的鼎力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的同时，不会忘记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我们仍需要当年在华反战日本人士的那种人性和文明的觉醒，需要他们那种为着人类正义与和平而不懈斗争的精神。

　　当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设于歌乐山下赖家桥，现已成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应当成为中日友好之象征。

　　“反战同盟”总部成立大会于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正式召开，距现在已经整整70周年,这也应当为我们所纪念.

　　日本“反战同盟”总部设在赖家桥

　　歌乐山金刚坡下的赖家桥三塘院子（现属沙坪区西永镇），曾为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驻于此。郭沫若聘请了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在三厅工作，亦寓借此地；反战同盟成立后，该同盟总部就设在赖家桥与三塘院子中间。其后，所成立之“鹿地亘研究室”也设在赖家桥。

　　三厅部分人员集资在三塘院子后面的小丘上，面对金刚坡盖了十余间茅屋，名曰“金刚村”，绿川英子夫妇也住在这里。郭沫若常常走东家串西家，或作客，或讨论学术问题，偶尔也商量工作。反战同盟的成员大都是从战俘营里挑选出来的，经教育成为反法西斯战士，然后由鹿地亘和三厅人员带领上前线向日本士兵现身说法，鼓动他们起义投诚。在反战同盟战友出征之际，郭沫若曾亲往总部欢送，并用日语致词，说：“由于各位勇敢的决意和出色的行动，完全证实你们和我们是全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大家受同一脉搏的鼓动，我们大家的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拥护正义，争取真理，在以决死的意志完成作为先驱者的使命的这方面，我们完全是一心同体。”

　　第三厅和此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与以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反战同盟密切合作；反战同盟也得到文工会多方面的支持。在进行反战宣传与国际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收集日军情报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943年11月28目，云南反战同盟负责人康大川被国民党军政部加害逮捕后，反战同盟总部负责人鹿地亘于同日抵达镇远和平村，亲自指导和平村训练班的反战活动。后和平村训练班负责人山川要等3人，即被调到设在重庆巴县赖家桥的“鹿地亘研究室”工作。

　　反战同盟总部撤离后，其房屋被破坏。198年，日本友人卢川英子来渝访问，捐资1500元重新修建，面积45.36平方米。2000年9月，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鹿地亘为中国抗战的贡献

　　鹿地亘（1903—1982），本名濑口贡，日本小说家，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5年流亡到中国上海，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

　　1938年3月，郭沫若在武汉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鹿地亘成为三厅对敌宣传处事实上的顾问。

　　三厅的对敌宣传，包括敌情研究、对日广播和编写日文宣传品，每月有一两次运宣传品到前线散发。这些活动，都得到鹿地亘夫妇的有力帮助。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一九三九年摄于重庆

　　抗战期间，鹿地亘一面用文学形式提倡和平、反对战争，一面致力于7卷本《大鲁迅全集》的编译工作，翻译《野草》、《热风》、《坟》、《华盖集》、《续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等。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香港，于1938年2月经广州抵武汉，受到郭沫若、沈钧儒、邓颖超、史沫特莱等200余中外人士的热烈欢迎。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并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工作。曾向八路军将士捐赠慰问金，还将自己发表文章所得的稿费捐赠给残废军人。

　　后来鹿地亘辗转在重庆期间，《七月》和《抗战文艺》成了他发表文字的主要阵地。这也和翻译他文字的胡风、楼适夷等专家学者，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七月》的主编正是胡风。在这两份期刊上，鹿地亘还发表了日本文坛报告《伟人哭泣》、论文《日本反法西斯主义与文学》、《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以及《海与舟人》、《对于人的爱》等文章。这是他作为作家的一面。

　　除了发表文章，鹿地亘的最大贡献是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经过多方不懈努力，“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成立大会于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正式召开，鹿地亘任会长。鹿地亘领导盟员出版刊物《真理的斗争》，编印《敌情研究》，分发各战区司令部，很受欢迎。鹿地亘创作了以反映日本劳动人民反对本国法西斯为内容的大型话剧《三兄弟》，由盟员们先后在桂林、柳州、重庆演出，并由电台向日本广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鹿地亘还向各部队的政工干部传授审讯日军俘虏的方式方法和利用其官兵对立的心理有效开展对敌宣传的策略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战同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限制。鹿地亘并不因此泄气，他在反战同盟总部内另组“鹿地亘研究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由周恩来陪同，在桂园单独接见了鹿地亘夫妇，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盛赞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作出的特殊贡献。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夫妇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曾被美军以间谍嫌疑犯监禁一年，称为“鹿地事件”。其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直至1982年去世。

　　鹿地亘，这位著名的日本反战领袖和他领导下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鹿地亘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和日本正义人士的深切怀念。

　　“反战同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组织，几乎遍及整个抗日战场，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贡献。他们与中国人民一道,为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俘虏，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日本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下，脱离日本军队，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反战组织，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行列，掉转枪口对日本法西斯反戈一击。这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是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

　　在国统区，也建立了日人反战组织，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组织是在日本革命志士的努力下，并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等的关怀、支持下建立的。1939年12月，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筹备会”。

　　为统一各抗战组织，加强反战活动，鹿地亘于1940年1月7日，从桂林抵达重庆，来统一和影响各地的反战组织。在得知鹿地亘在重庆筹划“反战同盟”总部的消息，原在桂林成立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筹备会”特改名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以示愿意受总部指导；延安正在酝酿组建的反战同盟也因此而改名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5月8日，“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全体盟员17人，来到重庆筹备总部活动。

　　1940年7月20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日人自称“日本平和同盟”）总部成立大会在重庆隆重举行。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和反战同盟工作方针，鹿地亘当选为反战同盟总部会长。反战同盟的纲领是“恢复日本人民的幸福，巩固世界和平。”任务是：“一方面攻击日本侵略的军队，一方面诱导日本士兵到反侵略的阵营里来。”

　　鹿地亘领导盟员出版刊物《真理的斗争》，编印《敌情研究》，分发各战区司令部，很受欢迎。鹿地亘所创作的以反映日本劳动人民反对本国法西斯为内容的大型话剧《三兄弟》，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鹿地亘还向各部队的政工干部传授审讯日军俘虏的方式方法和利用其官兵对立的心理有效开展对敌宣传的策略等。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在国统区建立的重庆总部与华北敌后战场上建立的反战组织联系很少，互不领属。国统区的反战组织成立以后，在云南、广西、广东前线开展工作，成绩卓著，社会评价很高。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战同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限制。在1941年8月26日，该反战同盟被迫解散。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才重新承认国统区的日人反战组织。

　　日本投降后，在重庆等地的反战同盟成员，大部分从中国各地陆续返回日本。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员，只有少数人留下，大部分返回日本。留下的反战日本人，积极投身于受降工作，他们向日军士兵发出通电，号召他们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且将通电印成传单，大量向日军散发。他们赶赴前线，向仍在坚持抵抗的日军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帮助安顿已经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为他们消除疑虑，安排生活，联系遣返事宜。有的还代表八路军前往敌营与日军谈判，使他们放弃抵抗，缴械投降。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