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同志（资料照片）

　　军事科学院

　　今年3月15日，是左权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日。左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寄托我们不尽的思念。

　　（一）

　　左权同志文韬武略，赤胆忠心，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为人民军队的发展与壮大，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的历史功勋。

　　左权早年投身革命，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信念。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于湖南醴陵县黄猫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他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1915年正在小学读书的左权得知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当即写下“毋忘五九国耻”的标语，在村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袁世凯的宣传。读中学时，他参加了校内由中共党员领导的社会问题研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常和思想进步的同学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并立志从戎，决心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变革中国社会而努力。1923年冬，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主办的广州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2月，左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参与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团结进步的青年军人，与国民党右派及反动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3月，左权从黄埔军校毕业，同年秋被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攻鄂军，在司令部卫队营任队长。攻鄂军改编后，任卫队营的连长。在广州期间，左权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周恩来的提名表扬和苏联军事顾问的传令嘉奖。是年12月，左权作为优秀的革命军人，被程潜、林伯渠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秋，他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6月，左权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编红军第12军军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为培养红军干部、保卫闽西苏区、推动红军参谋工作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931年12月，左权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第26路军举行宁都起义。之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5军团，左权任该军团第15军政治委员，后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为教育改造起义部队，他努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大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其逐步转变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赣州、漳州等战役中，他率部英勇作战，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艺术。1932年6月后，左权相继担任红军学校军事教官、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局局长、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参与指挥红1军团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占领施秉城、攻打腊子口等一系列战斗，并多次率领部队执行佯动任务，掩护红军主力的行动，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5月，左权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与政治委员聂荣臻一起率部参加西征作战，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11月他与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一部参加山城堡战役，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2月，左权调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协助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对红军部队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红军改编和出师抗日做了必要的准备。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后曾兼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随同朱德、彭德怀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协助指挥八路军进行战略展开。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由山西临汾地区向晋东南挺进途中与西犯日军遭遇，左权亲率总部特务团仅两个连200余人的兵力在府城阻敌，与数千余日军激战四昼夜，掩护了总部机关和群众的安全转移。4月他参与筹划、指挥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巩固、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7、8月间，朱德、彭德怀先后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左权受命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全盘工作。在此期间，他根据中央军委和朱、彭的指示，指挥八路军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举围攻，进一步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持召开了由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和中共晋冀豫区委参加的主要干部会议，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及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协助朱、彭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指挥八路军分别进入山东、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各抗日根据地。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为八路军的各项业务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38年12月和1939年6月，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八路军晋东南部队参谋长会议和参谋工作会议，制订并完善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的工作机构。与此同时，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从1939年起，他先后三次协助八路军总部组织整军，并注重对部队官兵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40年8月起，他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就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遏制了国民党的投降逆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抗战进入到严重困难阶段后，他协助彭德怀领导敌后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和精兵简政工作，为敌后军民逐步渡过难关奠定了基础。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时年37岁。为了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从此左权的英名便镶刻在中国的地图上！

　　（二）

　　左权同志勤于思考，刻苦钻研，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实际，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为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左权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研究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左权强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坚持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消耗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的统一；要实行正确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注意反围攻与围攻作战的统一与协同，避免孤军作战；要争取战略、战役及战术上的主动，善于发现、创造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同时应发扬自己的优点，消灭自己的弱点；注重发挥地方军、民兵的作用，使其积极有效地配合正规军的作战，反对限制、削弱群众武装的错误做法；在组织战斗时，要灵活地使用兵力，善于大踏步地进退，善于分散与集中，善于组织各种力量参加战斗；一切军事行动都应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有密切联系；军事斗争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密切结合，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能只顾打仗而不进行积蓄力量的工作，也不能借口积蓄力量而不打仗或少打仗，在力量使用上要善于保存力量等。

　　左权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战术原则。他指出：要经常地把眼睛看着敌人，了解敌人，保持经常充分的战斗准备；必须建立消灭敌人的信心与决心，多打战术上的歼灭战；要积极主动地寻求战机与敌作战，特别是向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作战；除特殊情况外，不进行单纯的防御作战和持久作战；要加强战斗保证，严密侦察警戒，封锁消息，坚壁清野；必须善于利用地利、天候等自然条件，经常以小股兵力接近敌人，侦察与扰乱敌人；无论大小战斗，都应有周详之考虑与计划，以期必胜，不应仓促应战；保持部队的神速与秘密，提高与发扬战斗发起之突然性，出奇制胜；要集中兵力，以优势兵力突击敌之弱点，反对平均使用兵力；作战中要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一鼓作气地歼灭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进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进攻，不可留恋无把握的胜利，不要与敌打相持不下的阵地战等等。

　　左权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强调必须按照新型人民军队的要求来建设部队。关于建军目标，他提出要“建设铁的党军”。他批驳了军队是“超阶级的”，“军队不应该干涉政治”等错误观点，指出：我军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绝对领导，并且坚持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必须能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必须有较高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必须有铁的纪律。关于军队的教育训练，他认为既要重视军事教育，更要重视政治教育，又不能忽视科学文化教育。军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官兵的军事技能及战术水平，政治教育主要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而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是“增进一切知识之钥匙”，“了解自然科学又成为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的必要基础”，所以加强官兵的科学文化教育，对于提高战斗力，对于建设强大的军队，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不能不是军队的生命线，必须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态度”。因为政治工作保证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部队在政治上的质的优良，保障了部队的团结和巩固，发扬了官兵的牺牲性和创造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关于司令部建设，他提出要以“建设政治工作之精神来健全各级司令机关的组织与工作”；严格司令部条例，提高司令部的威信；加强参谋人员的教育与训练，提高其业务水平。关于后勤工作，他强调了其在建军上的重要地位。“军队组织越复杂，技术越发达，后勤工作的地位也越重要”；没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就没有正规军”，“就不会有前方的胜利”。后勤工作总的任务是：保证军队一切物质需要，以物质的保证，巩固军队，提高战斗力，战胜敌人。因此，要巩固后勤工作的各种制度，健全后勤部门的组织与工作，提高后勤工作人员的素质，处理好后勤机关与司令部、政治机关的相互关系。

　　左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开展有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他说，民众中蕴藏着“战争的最深厚的伟力”，要善于将其“发掘出来”。因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不光靠我们有多少军队，军队仅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力量，“主要的还要依靠民众的力量”，把军队的力量与民众的力量有机地统一与共同地发挥出来，“这是最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也是争取战争胜利“所最依靠的”。左权强调，在革命战争中要“广泛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把一切无组织的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要密切配合，组织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众武装，开展广泛的民众性的武装斗争；加强民众的军事教育，给民众武装更多的帮助与培植，使其学会革命战争的方法与艺术；加强民众战斗性的组织与训练，提高民众斗争热情，使民众的革命斗争与军队行动统一起来。要动员民众，进行人民战争，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同时，又必须体恤民力，合理使用民众力量。要善于发动民众，又不能违背民众意愿与民主精神，不浪费民力；要能领导民众进行英勇斗争取得胜利，但又不给民众过多的损失与牺牲。

　　左权重视军事理论研究，提出要创造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军事科学。左权认为，“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条件，因而军事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一切军事思想也都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而变化的，并受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然而一定时间与一定地点的经济条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虽然中国的军事思想随着社会经济而向前发展，但由于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及机械唯物论等错误观点的影响，从而严重妨碍了其进步。为此，我们必须用“新的方法”、“新的观点”，创造“新的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以代替旧的思想”。要创造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既不能从外国照搬，也不能凭空创造，而只能在中国一定的客观环境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使其“逐渐从斗争中产生起来”。同时，要加强对战争经验、军事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要学习马列主义及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要研究我军长期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进步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成熟的军事思想，从而把我国的军事理论推向前进，创造“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朱德曾指出：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三）

　　在近二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左权同志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作风，充分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风貌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

　　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左权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革命，并以坚定的信念、炽烈的热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1930年夏，他在给大哥的信中曾写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又表示：“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为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许多日子彻夜不眠，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八路军总部下发的命令、指示、通报等文电，许多都是由他亲自起草的。朱德回忆说：“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他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叮咛部署，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左权同志这样工作，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从未要求过一天休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非分明，襟怀坦荡，顾全大局，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左权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敢于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工作中有了失误，也从不推诿回避，勇于承担责任。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更是忍辱负重，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一切以大局为重。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因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左权被说成有“托派”嫌疑，被撤销红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改任红军学校的军事教员。尽管如此，他“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党无论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是二话不说，愉快地服从，并尽职尽责地做好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数十年后，已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耿飚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写道：“作为他的下级，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一点感觉左权是蒙受不白之冤，受过委屈的人。”左权虽然长期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从未动摇过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始终如一地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直至血染太行。他以崇高的党性，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贞；他以无愧的人生，证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名忠诚而优秀的好党员。

　　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美德。左权一生酷爱学习，持之以恒。他常说：“书本是知识的海洋，学习是进步的阶梯。一个人不愿学习是可怕的。”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他仍坚持学习与写作，经他起草、撰写或翻译的文电、论著及译著就达数十万字，他的刻苦学习精神在全军都是有名的。尽管左权地位高，知识渊博，对参谋工作十分内行，但他从不夸夸其谈，从不傲视别人，也从不突出自己，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美德，遇事总是尽可能地征求多数人的意见，不搞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工作中有了成绩，部队作战取得了胜利，他总是强调广大指战员或人民群众的作用，强调上级领导的正确，从不谈个人。

　　他为人清廉，生活俭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左权虽然长期担任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工作繁多，也很劳累，但在生活上却从来不搞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1939年八路军总部移驻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由于当地民房不宽裕，左权就住进了村中的一个破庙里。冬天到了，破庙四面透风，战士们不忍心参谋长挨冻，要与他换一下住处。可左权却说：“你们那房子里住着一个班，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让一个人住暖屋，叫十几个战士受冻呢！”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左权的身体逐渐地消瘦下来。一次，炊事员将部队喂养的鸡杀掉炖给他吃，可是他却让炊事员将那只鸡送给了伤病员吃。平时他身上穿的衣服、鞋袜，睡觉盖的被褥都是补丁贴补丁，从来不肯随意换新的。在指导修建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设施时，他经常在山上爬来爬去。当他带的布鞋和草鞋都破得不能再穿，警卫员劝他换一双新鞋时，他坚决不同意。他将已磨烂的布鞋的鞋帮撕下来，将其钉在补好的草鞋底上。然后便穿上自己亲手做成的“新鞋”继续爬山。战士们无不为其艰苦奋斗的作风所感动。

　　他关心部属，爱护群众，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左权对自己严格要求，对战友、对人民群众却处处给以可能的关照。一次，有位战士的爱人来部队，没有地方住。左权知道后，就让他们夫妇在自己的房间休息。到了晚上，他就睡在这位战士原来睡的草铺上。总部管理科一副科长得了肺结核病，左权特别交代卫生部门要好好给他治疗，并经常带着自己舍不得吃的补品去看望他、安慰他。左权还经常把分给他的缴获的营养品送给伤病员或值夜班的同志。对战友，他关怀备至；对人民群众，他更是充满了真挚感情。左权曾说：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离水的鱼儿难得活。正是出于对这种军民关系的深刻认识，左权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每当日寇“扫荡”时，他总是指示部队要掩护好群众安全转移；群众有困难时，他总是指挥部队竭力相助。他带领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一起开荒地，栽树木，种庄稼，打水井，筑蓄水池、拦洪坝。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到严重困难阶段后，他和彭德怀带领部队与驻地群众在清漳河畔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同群众吃住在沙滩；1942年春，他又和彭德怀带领广大军民共同完成了清漳河中段筑堤工程，增加肥田400余亩，被当地群众传为美谈。

　　左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们纪念左权同志，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就要学习他勇于追求革命真理，坚持党性原则，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热爱党，热爱人民，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学习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创新的良好学风；学习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怀。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文韬武略功勋著　赤胆忠心英名长——纪念左权同志诞辰100周年》）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