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杨兆顺在小区内走访群众时，与散步的老人寒暄，每天都能碰上几面的两人已如老友。  戴焱淼

　　早上9点半，走进紫藤苑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杨兆顺的办公室。一副办公桌椅的对面，有一张三人座的木制沙发，右侧则是同款的两把沙发椅。记者挨着办公桌一侧侧身挪进去，恰能坐下，硬邦邦的，却也舒服。

　　头一个小时的采访颇为不易。杨兆顺开口不过三两分钟，桌上大红色的电话机便响了起来。此后一小时，他桌上的电话、兜里的手机，响了13次。一声声“兄弟”的称呼中，记者颇为费劲地听明白了一件事：一个姓裔的“老兄弟”因为几次服刑，户口流转，阴差阳错之下，资料丢失，已经当了18年“消失人口”，没法工作，也不能享受低保、医保等社会福利；帮老裔跑了10年户口的杨兆顺，这两天刚好有了点眉目。

　　记者跟着杨兆顺匆匆来到老裔家。杨兆顺先从五斗柜上捻起三支香，点燃，对着柜上两张老人的照片拜了三拜，轻声说一句“伯父伯母，放心”；接着转身对老裔说：“户口底根找到了，有希望了。阿哥，你今年60岁了，有了户口，养老就有保障了。老酒少吃点，好好过日子。”

　　老裔讷讷地说：“兄弟，没有你，我什么人都不是……”

　　这大约已是记者一个多小时里听到的第三十几声“兄弟”。在桃浦紫藤苑，老人们习惯喊杨兆顺“宝宝”，孩子们称他“杨老师”，但对他最多的称呼是“兄弟”。

　　12年浇灌紫藤花开

　　仿佛印证着紫藤花的花语——“最幸福的时刻”，这个名为紫藤的小区赢得了110项全国、市、区各级荣誉，包括全国青年文明社区、上海文明小区、上海平安社区。但往前倒推12年，没人敢设想这里也会有“紫藤花开”的一天：

　　近8000居民中，吃低保的493人，支边、支疆、支内退休返沪人员482人，外来流动人员1279人，残疾人191人，下岗待业的810人，吸毒的48人，受过行政处罚以上的人员332人——他们几乎占到居民总人数的一半。

　　“在上海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小区。”杨兆顺说，上世纪末，被称为上海旧区改造的“淮海战役”——“两湾一宅”动迁项目启动，老住户集体迁居桃浦。老上海都知道，形成于解放之前的“两湾一宅”没有一家医院、没有一家浴室，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特殊环境之下，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坎坷，有些人的道走偏了。

　　动迁时，“山上下来的”往往单身一人，按政策只能分到一室户；单亲家庭的，最多分两室户……紫藤苑恰恰这样的房型多，因此，从一开始，这条“紫藤”上就串满了不幸。

　　杨兆顺记得，那时的紫藤苑，垃圾满地、杂物堆积，吵架、斗殴时常发生，甚至卖淫、赌博、吸毒等丑恶现象也从老棚户区“搬”了过来，小区内两条干道被戏称为“拉斯韦加斯”（赌城）和“阿姆斯特丹”（那里有著名的“红灯区”）。周边居民暗地里将紫藤苑叫做“桃浦特区”，连出租车司机都绕道而行……

　　他指着小区大门口那条如今看不见一张废纸、在太阳底下发亮的路，说：“就在这里，我曾经堆过3天垃圾山。”那时杨兆顺刚到小区不久，就组织起党员护村队，和居委干部一起在小区里捡垃圾。但不少居民并不领情——你前头捡，我后头扔。杨兆顺火了，把垃圾归拢到小区门口，堆出一座垃圾山。他硬邦邦甩下一句话：“不要扫，也不要拉走，就让这座垃圾山在这里亮相。”

　　3天，整整3天，这座垃圾山在太阳底下、在小区大门口、在紫藤苑居民的眼前“晒”了3天。小区垃圾桶里的垃圾开始多了，路上、绿化带里的垃圾一点点少了。杨兆顺看在眼里，拎着铲子走到门口，一铲一铲，铲走了垃圾山……

　　从那一天开始，紫藤苑的居民知道了他们有一个有毅力铲平“垃圾山”的书记；从那一天开始，紫藤苑的居民将知道他们会有一个扛得住“不幸”、抬得起“幸福”的“兄弟”。
   
　　扛起“兄弟”们的不幸

　　走到小区大门口的门岗亭边，就能见到把一身保安服穿得笔挺的老夏。来来往往的居民走过，就喊他一声“夏队”。不久前，紫藤苑的居民从宣传栏里知道了，今年春节，“夏队”从年初一值班值到年初七，初三那天，他巡逻到701弄90号门口时发现防盗门上方的电器短路起火，冲上去灭火的他眉毛都被烧掉了。

　　杨兆顺代表居委给老夏颁发了荣誉证书。老夏拿着证书，手微微发抖：“兄弟，我这前半辈子拿到的不是拘留证就是释放证，没想到还有拿荣誉证书的一天。”

　　从16岁开始，老夏30年里5次因为偷窃、赌博、吸毒入狱，断断续续坐了13年牢。伤透了心的父母拒绝他回家吃年夜饭。1999年，搬到紫藤苑的他，有一次酒后驾着“借来”的摩托车撞上了卡车，醒来时，身边坐着杨兆顺。

　　“兄弟，还记得我吗？我们以前做过同学，现在我是紫藤苑的书记。”在杨兆顺的眼里，老夏就是“同根生”的兄弟，兄弟本质不坏，却“轧错了道”，吸上了毒。2002年春天，毒瘾发了的老夏为了筹钱，要把唯一的财产——一室一厅的动迁房以7万元低价卖掉。杨兆顺帮他退了定金，第15次追到老夏家里要他戒毒。这一次，杨兆顺在老夏家蹲了7天：犯瘾了，他捆上老夏的手脚；失禁了，他拿起脏裤子就洗……

　　“作为兄弟，我要替伯父伯母管住你；作为居委会书记，我不能让小区里一个居民毁了。”杨兆顺跟组织沟通、跟物业商量，给老夏争来了一身“保安服”。老夏瞪着制服，心里纠结不已：前半生几乎都是在穿制服的人管教下生活，后半生我能穿着制服过日子吗？杨兆顺对他说：“是个男人，就要负得起责任。”

　　老夏终于成了小区居民认可的“夏队”，也终于在今年春节回家吃了年夜饭。

　　和老夏一样在一声声“谢谢”中捡回尊严的浪子，在紫藤苑有20多个，他们成了志愿者中的骨干，有两人还被评为桃浦镇“德治标兵”。有人说杨兆顺“神奇”，他说：“你只要想一想，如果他们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你的爷叔阿姨，你会不会伸手拉他们一把？你再想一想，拉了他们一把，就能幸福一个家庭，稳定一个小区，就能为国家、为社会的平安打下一根桩基，作为一个党员、一个社区干部，是不是应该扛起这份责任？”

　　“共产党员就在屋顶上！”

　　能帮兄弟们扛起不幸的人，自己也是从不幸中扛过来的。

　　杨兆顺而立之年刚过，就遭遇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企大下岗。离开国棉二厂的他，开过三年出租，还干过保安、仓库管理员。工作不稳定的当口，妻子又因心脏问题被推进了手术室……

　　杨兆顺用“落魄”来形容当时的自己。他说：“是党组织给了我信任，帮我从落魄中挣脱出来。”

　　为了让晚上八九点下班的妻子一到家就能吃上饭，那时的杨兆顺决心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是个男人，要担得起这个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上海团市委举办社区管理培训班的消息。按照招生要求，那年已经37岁的他其实已经超龄。但听了他的经历，团市委决定让他破格面试。2个月后，以面试第一的成绩被录取的杨兆顺成了班里的临时党支部书记。为期1年的培训结束，他拿着培训证到中山街道“自荐”当居委干部，结果当上了当时“两湾一宅”的仁义里居委主任、团总支书记。

　　但他没想到，这份稳定的工作让他成了“拼命三郎”——

　　那一年，仁义里阴沟堵塞，环卫工人怎么也掏不通，粪水四溢，群情激愤的居民吵着“去找市领导解决问题”。杨兆顺翻起窨井盖，跳了下去，掏出的积粪装满了两大筐，又摸到了卡在弯曲管道里的异物。他捏住鼻子一头扎进粪汤，终于从管道里拉出了两只尼龙大网兜。管道通了，居民们围住杨兆顺，有端水帮他洗刷的，有捧着热汤热菜要他吃的……

　　又一年，上海大台风，掀开了一户居民屋顶的油毛毡。屋里进水不说，油毛毡若飞出去，弄不好还会砸伤人。杨兆顺爬上屋顶，一边与强风对抗，一边拉回油毛毡。有路过的人说风凉话：“这种时候，共产党员都跑哪里去了？”屏住呼吸望着杨兆顺的居民们冷着脸说：“你说什么？共产党员就在屋顶上！”

　　这话听得杨兆顺心里一暖：“组织相信我，居民们又都是看着我、和我一起长大的，我有什么理由不做出点样子？

　　1998年，“两湾一宅”动拆迁。杨兆顺也搬到了桃浦，受命担任紫藤苑居委书记。时任中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的朱雪娟特意赶到桃浦，在他报到的头一天陪他走进紫藤苑。她说：“有娘家人陪着你到新岗位，你大着胆子干。”杨兆顺永远记得“娘家人”对他的支持。所以，他也要做“娘家人”，帮着他的叔伯婶婶、他的兄弟姐妹扛过苦难。

　　感受“娘家人”深深的爱

　　“娘家人”的爱有多深沉？

　　老党员江如棣从“两湾一宅”动迁那时开始，就问杨兆顺要来了红袖章，把家里待打包的行李留给儿子，自己在动迁基地来回巡逻。2000年，老江因患肝癌进了医院，他摘下红袖章交给儿子：“帮我收好，回去我还要值勤。”回家休养的他，听说居委要开党员组织生活会，让儿子用躺椅把他抬到会场，他说：“就是爬，我也要爬过来参加。”临终前的一刻，老人摸出5元钱：“这是我最后一笔党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再给我戴一次红袖章……”

　　老党员熊玉兰搬进紫藤苑后，发现许多居民不习惯关上楼里的防盗门，她跑遍114栋楼，一家一家宣传关门的重要性；老劳模许秀兰，高龄“出山”，从一楼管到五楼，调解纠纷、平息矛盾，哪家没空管孩子，送到许奶奶家一准儿行……

　　杨兆顺自己动笔，写下这一个个故事，张贴在小区宣传栏，还通过小区广播站讲给大家听。去年8月，他又开辟出40平方米的紫藤苑荣誉室，用购粮证、煤球证等实物和“两湾一宅”的老照片对照讲述今天的生活。他说：因为历史原因，“两湾一宅”里有不少人没有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走岔了道，掉了队；但是，看看“两湾一宅”的过去，再看看今天紫藤苑的环境，特别是看看身边的党员们，大家就能够感受“娘家人”深深的爱——有爱，他们怎会不愿意“回家”？

　　曾经一头撞破居委会办公台的老裔，正在“回家”的路上。住一楼的他，认真地当着27号楼的楼组长，守护着全楼的平安。他说：“兄弟还在为我奔波，我就帮兄弟看好家。”（钮怿）

（责任编辑：李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