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八一厂）工作了14个年头，最近我们家搬进了八一厂院内，就住在幼儿园的旁边。除了星期天、节假日，每天清晨都有甜润悠扬的《红星歌》飘来：“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对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这首插曲，不是百听不厌，而是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影片中一个个精美镜头，也随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影片的主创李俊、陆柱国、刘江等艺术家，我不仅有幸认识，而且他们对我的工作还有过不少的指导和帮助。饰演潘冬子的祝新运和饰演椿伢子的刘继忠，我们更是老朋友了。前几天，影片的副导演师伟老师送给我一本她著的《人生掠影》，其中专门提到《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这些，让曾在八一厂从事电影工作的我感慨颇多。

（一）
　　电影既是综合艺术的体现，也是社会综合力量的展现。1972年八一厂决定把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电影，很快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并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当时，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乃至整个社会，都对拍摄《闪闪的红星》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都投入了一股踊跃参与的热情。在挑选演员潘冬子和椿伢子时，导演组把北京市100多所学校二至五年级的小学生筛选了一遍，从班里到年级，再从学校到区里，层层选拔，最终在西城区新文化街二小和东城区灯市口小学找到了影片需要的“潘冬子”和“椿伢子”。
　　影片的外景主要是在江西省景德镇鹅湖拍摄的。当地群众像当年支持拥护红军那样，自发地组织起来给摄制组送水、送饭、送水果，踊跃争当群众演员。拍摄中，部队有一个连的兵力常驻摄制组参加拍摄，特别是拍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时，两个营的官兵现场保障。可以说，八一厂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优势，使《闪闪的红星》拍出了“军味”。

（二）
　　《闪闪的红星》是一部标准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生动讲述了少年潘冬子在父亲参加红军、母亲英勇就义后，在党组织和革命前辈的正确引领下，通过与地主胡汉三的勇敢斗争，逐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的故事。影片以少年英雄潘冬子为主人公，精心安排故事情节、巧妙设置各种矛盾，将潘冬子爱憎分明、不畏艰险、机智勇敢、纯洁质朴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活灵活现。整部影片以红色为基调，突出了环境对人物成长的重要性，支撑起了这部经典电影的灵魂；以红星为主线，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理想追求；通过映山红花的气氛营造，象征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而且影片有着浓郁的抒情气息，清新而不失凝重，让人心情愉悦、自然而然地进入影片的境界，影片的主题也随之进入人们的心灵。
　　电影中，在潘冬子被胡汉三吊在树上毒打时，恰巧红军及时赶到。冬子的父亲潘行义告诉他：“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当父子分别，父亲赠送一颗红星帽徽给了冬子，鼓励他“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它，有它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冬子妈入党宣誓后的母子对话里，潘冬子天真而又坚定地表示：“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影片的主题音乐除了《红星歌》之外，还有《映山红》……就是这样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从公映到现在，始终好评如潮。当年的儿童成了今天孩子的爷爷奶奶，但他们仍愿陪着孙辈们再看《闪闪的红星》，并深得今天孩子们的喜爱。

（三）
　　尽管像大海捞针一样把祝新运、刘继忠筛选出来，但他们还都是孩子。两个孩子接受了任务后，只知道高兴、兴奋和对电影的新奇，还不懂得如何塑造人物。而且他们从小没离开过北京，戏中的人物是江西山区农家的孩子，如何让他们快速缩小与农家孩子的差距，尽早适应山区的拍摄环境。对此，摄制组做足了功课。
　　在江西体验生活时，导演决定在外景地让两个孩子穿上剧组准备的服装，腰里挎上当地孩子们上山砍柴的小砍刀，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习砍柴、练习担柴，并特意请负责道具的同志给他们每人捆了两捆柴，让两个孩子担着柴走山路，有时还在山路上排戏。祝新运和刘继忠都特别能吃苦，肩膀压得红肿脱皮了也不哭不闹，第二天仍坚持去担。有人看了觉得很心疼，师伟则说：“再好的玉也需要雕琢啊。如果不教他们好好学习这些功夫，动作不熟练，细皮嫩肉地干起活来肯定不像样，不仅直接影响人物形象，也必然会影响整部影片的表达效果。”影片中几个孩子玩“打土豪”的那场戏，就是导演尽量发动他们自己去“玩”，在“玩”中去观察、发现和培养、激发潘冬子的感情。这场戏非常真实、灵活，在一群活蹦乱跳的孩子中，一个活泼、可爱、机灵、顽皮的潘冬子形象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场重头戏，潘冬子的妈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胡汉三带领的白狗子放火牺牲在草房中。剧情要求潘冬子两眼望着熊熊大火，强忍悲痛，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出去救妈妈的革命群众。但是，通过眼神来进行情感表达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祝新运的眼泪就是怎么也流不下来。师伟就耐心地启发他说：“冬子，你妈妈被敌人用火烧死了，你能不能哭出声来呀，想一想那是你的亲妈啊。”“你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在这部电影里可是大主角。你如果演不好，咱们这么多人的工作都得停止。”经过循循善诱的教导，祝新运逐渐进入状态，再拍时眼泪哗哗而下，仿佛真的看到妈妈牺牲，那种悲愤、心痛的感情，将整场戏推向了高潮。
　　拍摄《闪闪的红星》时，摄制组从编剧、导演、演员，到摄影、美术、道具、服装、化妆、灯光、照明、烟火等，都是大家公认的精兵强将。但每个创作人员都没有个人名利得失的考虑，就是一门心思、聚精会神地把电影拍好。在寻找潘冬子、椿伢子时，大家顶着烈日乘公交车满京城跑，口干舌燥也不舍得买瓶汽水喝。剧本创作时，许多人都参与了讨论，并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但署名时只有王愿坚、陆柱国执笔，其他人甘当“绿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宋大爹与潘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的那幅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壮美画景，就是摄制组第二次到鹅湖外景地拍摄的。原先这一段只是过场戏，剧本里只有“一只竹排顺江而下”一句话。于是有人向导演建议：“可否设计一个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样的场面？”导演和摄影师拍手赞同，最后就形成了那段经典场景：一江绿水、两岸青山、晴空万里、雄鹰翱翔，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
　　电影《闪闪的红星》从策划、创作拍摄到宣传发行，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部影片可以说深深影响了几代人。作为一名电影人，现在我每天看着幼儿园那些幸福欢快的孩子们，多么希望再有一部新时代的《闪闪的红星》。
　　（作者系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党委常委、生产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