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南京军区某师特等伤残军人杨仕春

　　冬季的亚热带没有寒意，呼啸的炮火把阵地烤得热腾腾的。侦察排长正带领3名战士对敌方阵地实施抵近侦察时，敌方的炮弹在4人附近爆炸。侦察排长见状，一边向上级报告新发现的敌方阵地坐标，一边急令3名战士立即后撤。

　　又一轮炮火袭来，侦察排长发现自己的左小腿不见了，右小腿也只有一点皮连着。

　　刚往后撤的3个战士一见此景，嗷嗷叫着转回身，扑向排长。

　　两条小腿都炸烂了，带是带不回去了。3个战士在阵地上随手捡了一个饼干桶，把排长的两条腿放进去，刨个坑，就地埋了。

　　好在通讯工具还在。后方指挥部知道情况后，命令以两个炮兵营、一个基数的炮弹压制住敌炮火。3个战士匍匐着，用绷带和背包带将排长捆住，顺着悬崖壁一点一点往下吊。

　　侦察排长和他的兵终于都活着回来了。

　　这不是大片，而是真实的战场。侦察排长是南京军区某集团军的杨仕春。他清楚地记得，失去双腿的那一天是1985年1月15日，离他24岁的生日还差不到一个月。

　　学路

　　在后方医院，杨仕春才知道，自己除了两条腿没了，两只手也受了伤：左手肌腱断裂，右手食指少了一截，身上还有20多块无法取出的弹片。

　　杨仕春成了功臣。可没有双腿的人生路该怎么走？

　　24岁的杨仕春决定首先重新学习走路。

　　失去双腿大半年后的1985年9月13日，杨仕春第一次装上假肢。他兴奋不已，觉得自己又有腿了。

　　站起来，摔倒。挪一步，摔倒。残肢杵在硬梆梆的假肢上，还未长好的伤口被磨破，阵阵剧痛让刚刚乐观起来的杨仕春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腿。

　　曾经咬破食指，写下“宁可向前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的血性汉子岂能就此认输！更关键的是，杨仕春明白，不过走路这一关，他今后的人生路会更难走。

　　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能咬牙练。

　　练站立，扶着墙一点点挪，架着双拐学步。流汗流血，忍着。就是不流泪。

　　8天后，杨仕春可以在没人帮扶的情况下自己站起来；9个月后，他扔掉一根拐杖；13个月后，另一根拐杖变成了手杖；25个月后，不用手杖，他也能穿着假肢，独自缓慢行走了。

　　学会了走路，杨仕春信心大增，他又学起了骑自行车。

　　自行车，这个曾被他玩得溜溜转的家什，如今却成了一个完全不听使唤的“怪物”，上不去，上去又骑不稳，一蹬就倒。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过伤的老父亲看着不断摔倒、又不断爬起来的无腿儿子，默默地流泪。

　　终于，自行车成了杨仕春的另一双腿。在家乡，他用假肢骑自行车，还带着两个儿子，成了乡亲们夸耀的“超人”。

　　日子

　　“这些年来，我不容易，艾丽更不容易。”这是采访中，杨仕春经常重复的话。

　　杨仕春和妻子艾丽同是福建松溪县人。他失去双腿后，两人经亲戚介绍建立了通信联系。

　　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艾丽在杨仕春舅妈家见到了杨仕春的照片，并从舅妈嘴里知道了他的情况。

　　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见到杨仕春时，“我还是吓了一跳”。

　　“他坐在轮椅上，一只手吊着绷带，两条裤腿是空的。”艾丽“当时觉得又难受又害怕，事先想好的安慰话一句没说出来”。没想到杨仕春却笑呵呵地招呼她。艾丽一下子觉得这个轮椅上的男人“好坚强”。

　　结婚的鞭炮声渐渐远去，喜糖的甜味淡了，生活的现实来了。

　　艾丽说，她和杨仕春结婚是做好了吃苦准备的，知道随后的日子会不容易，可没想到“那么苦”，“那么不容易”。

　　杨仕春没有腿，但家里没有卫生间，开始是艾丽背着他去公共洗漱间洗澡。后来，杨仕春不愿意去那里，他不想面对那些异样的眼光。于是，艾丽就买来大脚盆，从离家100多米远的水房，一桶一桶提水，烧热，在家里帮他洗澡。洗完之后，个头矮小的艾丽得把杨仕春抱上床去。

　　有一次，洗完澡的杨仕春又湿又滑又沉，艾丽一下子没抱住，两人一起摔倒在屋中间。看着打翻的澡盆和洒了满地的水，看着哭泣的妻子和自己的残肢，杨仕春无语。

　　公共厕所离杨仕春家有200多米远，里面还是蹲坑，断了腿的杨仕春蹲不了，就自己用旧凳子改做了一个简易坐便器。每次上厕所，都由艾丽帮他提进去，摆放好，扶他进厕所坐好，自己再到厕所外面等着。儿子长得稍大一点，就替代妈妈，帮爸爸拎坐便器。

　　有一天下雨，厕所湿滑，坐便器滑倒了，杨仕春一下摔倒在便池里。他自己爬不起来，陪着来的儿子太小，拉不动他，哭着跑回家找妈妈。艾丽跑来一看，杨仕春满身粪便，一脸无奈，她赶紧跑回来，拎来热水替他擦洗。

　　对于艾丽来说，每天的日子都是类似场景的重复。为了省下买煤的钱，她怀着孩子还去山上砍柴；为了补贴家用，她在菜场摆摊卖菜，在药厂一天洗几千个瓶子，每月挣364元。直到现在，她还开着个小卖部维持生计。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样的日子实在太难了。可每次艾丽让杨仕春向组织反映困难时，杨仕春总是那句话：多少人都死在战场上了，我们已经不错了。

　　学医

　　学医是杨仕春失去双腿两三个月后就有的想法，“想在学医与学无线电修理之间选一样。”“当时你刚刚为国家失去了双腿，就没想到国家会养你一辈子吗？”记者问。

　　杨仕春笑笑，“但我还想让嫁给我的那个人过得好一点，就想学门手艺，想学个不用腿就能做的手艺。”

　　杨仕春决定学中医。

　　那会儿，杨仕春对中医一窍不通。当时，他在老家疗伤，于是决定就近拜师。他先是到县医院排队，不看病，专看医生怎么治病。时间一长，医生发现了，他干脆表明身份，当面请教，不再“偷师”。

　　他家与县医院之间有段山路，坡多弯多，他每天骑着残疾人车奔波其间，坚持了整整4年。

　　1992年，杨仕春带着妻儿返回部队，满指望能用自己的医术为官兵服务，没料到，按规定，当医生必须得有医师执业资格证，而这个证需要医学专业大专以上文凭。

　　杨仕春决定考大学，并立即付诸行动。白天，他到地方医院临床学习；晚上，他自学高等院校医学系课程。

　　1993年3月，正在紧张复习准备迎考的杨仕春患了肺结核，咳嗽吐血。

　　治疗肺结核需要增加营养，邻居看杨仕春一家过得实在艰难，就送给他家一只鸡。艾丽把鸡炖好后，给两个孩子盛了几块，可孩子们想着爸爸的病，不肯吃。她把鸡汤送到医院，杨仕春却一口汤也舍不得喝，他说医院吃得好，两个孩子都在长身体，让艾丽把鸡汤带回去。

　　看着瘦得不成样子的丈夫，端着一口没动的鸡汤，走出病房的艾丽忍不住失声痛哭。

　　1993年9月，杨仕春以浙江省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浙江中医学院，成为一名普通大学生。

　　但杨仕春显然又不普通。当时，他们班的教室在五楼，杨仕春装着假肢，上下楼梯特别不方便。但对经历过生死的他来说，这些困难都已是小儿科。读书期间，为补贴家用，他还利用课余时间骑车在杭州城拉客人，别人的车收5元一位，他收两元一位。

　　幸福

　　“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这是张海迪说的。我接到上班通知那一天，对这句话的感受是铭心刻骨。”

　　1995年，杨仕春以全优成绩毕业，取得了中医学大专学历，拿到了医师执业资格证书。当年12月的一天晚上，正在吃晚饭的他接到师里的通知，让他第二天到师医院上班。

　　“那一刻，我才真正觉得自己不是废人了！那一天，是我的重生。”电话里，杨仕春的声音从哽咽到抽泣，最后号啕大哭。

　　当了医生的杨仕春尽情地“享受”着“奉献的幸福”、“给予的幸福”。

　　他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还经常帮有事的同事值班；他不要照顾，坚持和其他医生一样查房；汶川地震的伤员到浙江治疗，他主动跑到伤员所在医院，结合自己的经历，为伤员做心理疏导……

　　对于幸福的定义，各人的理解不同。按一般的价值标准衡量，杨仕春是不幸的。但杨仕春却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他心里有“四比”：与长眠地下的英烈相比，我还有一条生命，没有理由去争名夺利；与战场上双目失明的战友相比，我还能看到这精彩的世界，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与负伤高位截瘫的战友相比，我装上假肢还能走路，没有理由向组织伸手；与那些牺牲战友留给家人的不幸相比，现在我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没有理由不知足。

　　这“四比”支撑着杨仕春一路走来。经历了这么多，今天的杨仕春最深刻的体会是：能被别人需要着就是幸福，能为别人做点事就是幸福。

　　看25年前侦察排长杨仕春的照片，英武黑瘦，一副硬汉模样。今天的军医杨仕春，白白的，笑眯眯的，一脸平和。

　　他告诉记者，自从断腿后他只哭过3次。

　　记者提醒他，艾丽说还有一次。那时大儿子才几个月大，杨仕春独自在家照看，儿子哭了，他想去拿个玩具哄哄，结果摔倒在地爬不起来，正好艾丽回家看到了这一幕。

　　“那一次只流了泪，没哭出声，不算。”电话那端，杨仕春的回答干脆、简洁。

　　一脸平和的杨军医依然是条汉子。（记者 李雪红）

（责任编辑：祁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