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山河破碎之际，在敌人虎视眈眈中一批学界战士抢救转移南浔嘉业堂珍贵藏书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这清楚无疑地表明：保护古籍用好古籍，也是“国之大者”。 

中华文明数千年不辍，离不开一代代仁人志士像呵护生命一样呵护古籍，存续文脉之根。为此，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郑振铎后人等学者，还原一段八十年前学界战士“虎口”护古籍的惊心动魄往事…… 

本报记者刘梦妮 

四月的江南，春光明媚，草长莺飞，位于浙江南浔的嘉业藏书楼，四周清水环绕，庭院林木森森。

 嘉业藏书楼建于上世纪20年代，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口字形两层楼，全盛时期藏有古籍珍本60万卷。就是这座满是书香的小楼，1940年初突然间被多方势力觊觎。日本、汪伪、伪满的特务机关及其附骥之文化机构，甚至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都盯上了嘉业堂的藏书。中国珍贵古籍又一次面临流散的厄运。 

这时，一直在上海隐居的郑振铎出现了。

 “江南沦陷后，祖父的心情愈来愈坏，爱书如命的他，眼看着无数珍贵古籍在战火中遭受空前洗劫，心急如焚。”郑振铎之孙郑源告诉记者。

 郑源在郑振铎逝世4年后出生，“虽然我没有见过祖父，但我小时候常听祖母、曾祖母和父亲讲祖父的故事。后来，我又帮助父亲整理出版祖父的遗著、书信等，对祖父有了更深的了解。” 

山河破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集体向西南迁徙，郑振铎却选择留在上海，这一度让朋友们不解。直到抗战胜利，郑振铎才道出他的苦衷：“足足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 

而从各方掠夺者的“虎口”中，为国家抢救下嘉业堂藏书之精华，是郑振铎那些年里“罗致、访求文献”的一部分，仅仅这一部分，也如同电影大片般刺激与精彩。 

劝退觊觎者，沪上“耗心力” 

嘉业藏书楼的主人原是号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幹，他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长孙。刘家财力雄厚，连续三代都是爱书之人，家中自然聚藏了大量古籍珍本。1920年，刘承幹专门修了这座小楼放置藏书。

 “全盛时期，嘉业堂藏有宋元刊本151种，地方志书1000余种，以及不少明刊本、明抄本，共计60万卷。”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副主任郑宗男告诉记者，但自1933年后，刘家家道中落，精力财力不济，难以继续打理嘉业堂，甚至开始变卖藏书。江南沦陷后，刘承幹开始把藏书之精华部分运往位于上海租界的居所。

 因其丰富的古籍收藏，1940年代初期开始，嘉业堂前后招致近10方势力觊觎。冲在最前面的是“满铁”大连图书馆，其背后是“满铁”调查部。这个两年前收购了嘉业堂《永乐大典》的日本情报机关，对嘉业堂全部藏书志在必得。来自京都大学的学者高仓正三也受命参与其中，他和“满铁”大连图书馆的田中老人一起拜访了时居上海的刘承幹，开出37万元的高价，想买下嘉业堂的全部藏书。后来，“满铁”又派出燕京大学教授刘诗孙，把收购价格抬至60万元。 

除此之外，具有日本军部背景的东亚同文书院，委托北平旧书店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前来上海商谈收书事宜；从事文化渗透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也盯上了这批书，派出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汪伪政权的大汉奸梁鸿志也来了；还有闻讯赶来的众多北平二手书商，他们背后是伪北平、伪满以及日本的文化机构，连哈佛燕京学社在内的美国人，也对嘉业堂藏书动了心思。

 重围之下，嘉业堂藏书岌岌可危。1940年4月29日，郑振铎在给好友张寿镛的信中，将这段时间形容为：“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

 因为，无论嘉业堂藏书落入哪一方，中国珍贵古籍都难逃流散的厄运。

 如此危急时刻，“耗心力”保全古籍文献的郑振铎，如何才能驱除魔爪呢？

 郑振铎首先劝退的是老熟人陈济川。陈济川一到上海，郑振铎便找到他，从个人私交与民族大义两方面进行劝说，又掏出5000元的支票，作为陈济川在北平收书的佣金。 

此举相当于击退了东亚同文书院，北平其他旧书商见此，也纷纷知难而退。对于其他时不时冒出来的竞争者，郑振铎则“无话不说尽”地劝说刘承幹不要把书卖给他们。最大的威胁者“满铁”，恰好在那个时候因为内部权力斗争，对花重金购买中国古籍产生了争议。郑振铎趁此机会，决定快速拿下已被刘承幹转移至上海租界的嘉业堂藏书中最精华部分。余下的书籍，正好可以用来搪塞日方。

 在嘉业堂数十万册藏书中挑选出最精华部分，可以想象是一场多么大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认为，郑振铎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方案，正因为他有着不凡的文献学眼光。 

郑振铎先通过浏览目录划定大致购买范围，再和特意从重庆潜回上海的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一道，在刘承幹上海藏书处浏览近半个月，从2700多部古籍中确定了购买书目。最终在1941年4月，以25万元的价格，秘密买下了嘉业堂藏书中最精华的部分，包括明刊本1200多种，钞校本36种。在给张寿镛的信中，郑振铎解释道：“此类书多半为‘史料’及集部孤本、罕见本，我辈不收，欲得之者大有人在。保存文献之意义，便在与某方争此类文献也。” 

“这批文献中，有明代抗击倭寇的史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吴真说。

 买下藏书，只是保护珍贵古籍不外流的第一步，还需要将书转运至安全之地。1941年夏天，上海局势愈发严峻，这批嘉业堂藏书，连同其他抢救来的珍贵古籍，必须尽快运送出沦陷区。 

郑振铎先是挑选出最为珍贵的82种善本，由徐森玉亲自带着，辗转香港运抵重庆。剩下的绝大部分善本，则由邮局打包成3800个包裹寄往香港，由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主任陈君葆负责保管。 

战争局势变幻莫测，这批运往香港的珍贵古籍，经历了当时的郑振铎难以想象的坎坷。 

坎坷归国路，居中再“交手” 

 这批书到达香港后，一开始计划由海路运往昆明，但当时沿海地区已被日军控制，国民政府决定将这批古籍运往美国，由中国驻美国使馆代为收藏保管。没想到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日军开始进攻香港，这批古籍没能赶上原定的“格兰特总统号”邮轮。

 但是，不幸倒成了万幸。“格兰特总统号”邮轮不久即在马尼拉港被日军炸沉，这批古籍阴差阳错避免了沉没海底的命运。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2月，这批古籍连同其他藏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书籍，被日军做为战利品运往东京。

 身在上海的郑振铎，只知道这批古籍“沦陷于香港”，之后便“毫无消息”。他曾一度以为这批珍贵的藏书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45年11月发表的《求书日录》序中，他沉痛地说：“我们费了那么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我们两年间辛苦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吗？”

 他甚至自责抗战期间搜救古籍是“多事”，“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都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当然，他也渴望着奇迹，希望这些书仍在这个世界上，“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瑰宝便会这样的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祷求它们的安全！”

 也许是上天听到了郑振铎的祷求，这批古籍虽然落在了日本人手里，但最终还是历经坎坷回到了中国。而郑振铎在其中，又一次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2年，这批古籍被劫掠到日本后，并未引起重视。吴真介绍说，当时日本人以为中方已将珍贵古籍抢运完毕，剩下的书价值不大。因此，这批书先是交到文部省，1943年7月又被运往上野的帝国图书馆，直到1944年1月25日才被开箱整理。

 “近代日本文献学第一人”长泽规矩也被邀请主持整理事务，也是他发现这批书极有价值。“在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参考的情况下，长泽规矩也便摸到了这批古籍的非凡来历。”吴真说。

 “长泽规矩也其实是郑振铎的好朋友。”吴真告诉记者，长泽规矩也和郑振铎曾有频繁的书信往来，1931年，郑振铎辑印《清人杂剧》初集时，长泽规矩也曾将自己珍藏的孤本寄到中国。当然，他们二人的来往后来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断。

 吴真从2009年起开始关注郑振铎劫中护书这段往事，十几年来，她多次东渡日本，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东京帝国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查阅相关资料。在异国他乡埋首各种档案的日子里，她本想找寻更多关于郑振铎的史料，没想到意外发现了长泽规矩也在其中的作用。

 “从这些资料看，郑振铎和长泽规矩也在这件事上有过间接交手，但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一点。”吴真把这种“交手”比喻为一场黑暗中的打斗。

 吴真因此决定，利用查阅到的资料，把长泽规矩也所发挥的作用充分展示出来，“从长泽规矩也的厉害，可以看到郑振铎当年所面对的，是多么强大的对手，这更加衬托出郑振铎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长泽规矩也开始整理这批古籍时，美军飞机已开始频繁轰炸东京。他从这批古籍中挑选出两万珍本，连同帝国图书馆其他有价值的书，一起运往长野县立图书馆。挑剩下的，则继续存放在帝国图书馆内。但当日本投降后，别的书都运回东京安置，那两万珍本却又被转移到神奈川县的深山老林中。

 据1947年后担任帝国图书馆馆长的冈田温回忆：“长泽先生忠告我们说，进驻军一来就要把书拿走呢！就像以前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事情一样。”因此，“我们先把这批书从长野取回东京，然后将这些书再一次疏散。”

 “再一次疏散”的目的，就是不想这批书被驻日美军或中国发现。吴真认为，长泽规矩也是意识到了这些书的价值，因而想把它们藏匿起来。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被劫夺的书籍中，有英国驻香港军官博萨尔寄存的书。日本投降后，做为英国派驻远东委员会官员，博萨尔利用他的职位优势，几经打听，终于在上野帝国图书馆找到自己的书，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被长泽规矩也挑剩下的那批中国古籍。

 循着博萨尔的线索，中国驻日代表团开始追索那批被劫夺的书籍。在这个过程中，郑振铎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年，郑振铎为沦陷区抢救下来的所有书籍，都细心编制了目录，上面记录着版本、题跋等具体信息。“这些善本，全天下只有郑振铎一人掌握着它们的全部目录”，吴真认为，正是郑振铎提供的这份原始书目，“为追索行动提供了有力证据，挫败了日方隐藏的企图，保证了这批珍贵古籍的完整回归”。 

1947年5月，这批郑振铎等人抗战期间辛苦救下、在香港沦陷时被劫夺的古籍，终于又全部回到上海。 

为保存文献，发起同志会 

对于书，郑振铎自述“本来就有特癖”，他一直在自己感兴趣的小说、戏曲领域购买、搜集各类珍本古籍。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江南处处兵燹，藏书家们纷纷变卖珍藏的书籍。“1938年底开始，大批古籍涌入上海书市，那时有几股势力在收购图书，一个是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为美国人购书。另一个是‘满铁’的华北交通公司，还有汉奸梁鸿志、陈群等人，他们为日本人购书。”郑源介绍。

 郑振铎后来也曾回忆道：“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那时，位于上海四马路的中国书店，是北平旧书店南下收书的集中点。每次去那里，郑振铎心情都很沉重，他常常看到“一包包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这些书商收到的书，“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殿版书和开化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

 面对祖国珍贵古籍外流的情形，郑振铎心痛不已，“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 

“郑振铎不忍心看到中国古籍文献流落海外，这是他为国家收书的主要动因。”吴真说。

 1940年1月9日，郑振铎联合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中法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自今以后，江南文献，绝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他们依靠当时的中央图书馆提供的中英庚款，与日本、日伪政府展开了一场文化争夺战。嘉业堂的那些精华藏书，便是以“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收购的。

 “祖父是购书行家，又年轻力壮，因此决定他和张凤举负责采购，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和张寿镛负责保管经费。”郑源这样解释“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内部分工。 

那些年，郑振铎等人为国家搜购旧籍10余万册，其中有近5万册古籍善本。

 在位于郑振铎故乡的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担任郑振铎研究所所长的陈福康看来，郑振铎他们收书的环境是那样艰苦，取得的成绩却那样让人骄傲，“早在1941年3月，郑振铎在信中就骄傲地说，他们用不到百万元之款买下了大量古籍，其中够得上善本标准的就有近4000种，已经抵得上当时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平图书馆的善本总数了。”

 随着上海局势日益恶化，郑振铎一面全身心投入抢救图书，一面更加小心翼翼地隐姓埋名生活。他后来回忆：“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即使逛书店，郑振铎也遭遇过惊险，还好被他机敏地避开了：“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地问我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着一个购书的人。”

 这位“清水”是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也是特务组织“梅机关”的头目。这么一位有经验的特务，却认不出20世纪30年代前后照片就上过报刊的郑振铎。“可见郑振铎当年的‘易容术’是多么高明。”吴真说。

 后人辑史料，方知护书艰 

为国家抢救古籍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郑振铎的苦心与凶险处境，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包括他的亲朋好友。“直到抗战胜利，祖父的很多朋友读到祖父写的《求书日录》，才明白他不离开上海的真正原因。”郑源说。 

后来，叶圣陶在郑振铎《西谛书话》的序言中，充满感触地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去四川，他留在上海，八年间书信往来极少……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巴金也在《怀念振铎》中写道：“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振铎护书往事中的更多细节，逐渐被学者打捞出来。 

1982年，陈福康在北京图书馆特藏部的目录卡片里寻找郑振铎有关手稿时，发现目录中有5册《木音》，不知道是什么内容。调出来一看，不得了，原来是郑振铎写给同为“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张寿镛的信，已装订成册，共计270多封！“我当时手都在颤抖，”陈福康回忆说，“因为来不及细看和摘录，我当天就把这一发现告诉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先生，请他以家属的身份要求图书馆提供胶卷。”拿到胶卷的陈福康对着台灯，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郑振铎当年的手迹，将这些信整理出来。 

40多年来，陈福康一直致力于郑振铎研究。2011年6月，趁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年过花甲的陈福康第一次到了台湾。在那里，他第一次完整读到了郑振铎当时写给“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蒋复璁的信以及“文献保存同志会”当年的工作报告。 

陈福康在台湾期间，正值分藏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但他完全顾不上这一难得的展览。“我每天像打仗一样，早上去图书馆等开门，一直看到关门，中午饭都不出去吃，就啃几口面包。” 

在当时的陈福康看来，如果大陆和台湾的郑振铎史料能合璧展出，“其意义绝不在那场《富春山居图》合璧展之下”。 

陈福康搜集、整理的史料，让世人得以看到更多隐没在历史里的细节。 

“玉海堂刘氏书款已于前日交去，当即将书取来，计共二十二包……群碧楼书，已约好菊老，于本星期日至孙贾处阅定。详情当续告……天津李木斋书已全部为伪方所得，为之一叹……”这是郑振铎1940年3月1日给张寿镛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当年护书工作的繁杂与紧张。 

“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1940年3月27日，在给张寿镛的信中，郑振铎谈到了为国家购书的苦心与压力。 

“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食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问闻也。”“务恳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1941年2月26日，在给蒋复璁的信中，郑振铎这样推辞给他报酬的提议。 

“祖父不仅分文酬劳不取，还要用自己的钱支付车船、搬运及通信联络等费用。其实，据我的祖母回忆，那时我家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郑源说，祖父给蒋复璁的信，原原本本还原了他的爱国情怀与高尚情操。 

“通过对这些原始文件的阅读，我们能更详细了解到郑振铎先生当年在上海具体做了什么。”陈福康说。 

吴真的寻访，则为这段本就精彩绝伦的历史增添了更多惊险要素。“研究郑振铎的人很多，大多是从他这边的资料出发。但如果我们没有用到日方资料，或者说对日方资料挖掘得不够深的话，就等于缺失了一个角度。” 

吴真认为，在日本发掘的这些新材料，可以为这场古籍争夺战增加一个掠夺者的观察维度，更能展现出郑振铎那些年里的不易。 

“敌人有多强大，郑振铎的工作就有多艰苦。”这是10多年的寻访中让吴真感触最深的地方。